【國際香港誌 05】國際政治下的香港：主權者Vs外來者的世紀博弈 (Patreon)

一個成功的港口，必然涉及「我者」：即國家政權、當地社區以及文化，與及「他者」：即外來政權、商人網絡以及外來文化。兩者的交匯，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港口身份認同，因此，香港這類港口社區本質上是半自願、半被迫接受不同地方的「舶來品」，這包括對政權及政體的（被動）理解，經濟及社會制度的差異，以至不同體系技術、知識及文化的衝擊，後者可說是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謂「文明衝突論」當中「撕裂國度」（torn state）的典型。這些衝擊對香港這類國際港口自身的影響，除了直接反映在地理空間的運用及建設外，對帝國或主權政府而言，更直接的挑戰是「主權」在港口的行使，以及港口社群與主權民族對自身、以及與世界關係理解的差異。

儘管這個世界有著各式各樣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但正如學者Grillo分析，主權國家作為其中一種有效政體時指出，當代民族國家的兩個特質在於「同質性」（homogeneity）及「同一性」（uniformity），即不容許在國家體制外，有另一個行之有效的體制，亦不同許在主權國家的官方民族論述以外，有另一套理解民族與國家關係競爭性的論述。[1]即使是那些奉行多元文化主義的多民族國家，例如加拿大、澳洲等，它們對於何謂「加拿大人」及「澳洲人」的價值論述，也有明顯官方導向，層次也是相對單一的，例如加拿大會強調加拿大的雙文化主體：法語社區及英語社區的文化為加拿大文化及社會的基礎，而個人自由主義則為加拿大政治及經濟政策的根本，而不同執政黨的分歧，僅於是如何透過政府政策，去彰顯及推動這些加拿大民族核心利益及價值，而非重新定義何謂「加拿大人」及「加拿大」。[2] 至於那些舉國體制的舉國論述，更是幾乎不容許絲毫雜質。

然而，由於港口的空間特性及實際功能，往往是將在地的人和事、與外來的人同事聯繫起來，因此，要求港口社區單純的信奉由主權政府由上而下所推動的國家民族主義、及其賦予的政治論述，本質上幾乎是不可行的；要是可行，那已經不是「國際港口」了。而不少已經功能性死亡的國際港口，例如坦桑尼亞從前非常輝煌的「非洲香港」桑格巴爾港，衰敗原因大都有這面向在內。港口社群每天不斷迎來外來文化及思想的衝擊，挑戰他們對國家、民族及世界的想像，自然會反思國家的「主權故事」（story of sovereignty）是否洽當，還有當下國家的官方政治經濟制度是否能夠保障民族利益及經濟發展等。當然，歷史上，確認有「別有用心的外來者」或可透過港口社群相對容易動搖、含混不清的民族忠誠和身份認同，嘗試進一步以此為踏腳石，影響當地主權國家，發揮其軟硬實力，從而改變兩國的經貿政策及外交關係：這就是「民間海權」（civilian seapower）及「港口外交」的其中一個面向。然而更多時候，都是這些港口認同改造了主權國家的國際觀，讓兩者融為一體，過份強調外來者的威脅，又往往會對港口的功能構成致命打擊。

而在香港所在的亞洲，港口外交所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原因是不少亞洲港口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命脈，港口對於主權國家的影響力更為深遠，主權國家也自然更重視如何疏理主權論述、與在地港口文化之間的異同與衝突。另一方面，也因為港口的經濟發展，無可避免地與外來商人及其他國家緊密掛勾，如何有效管理在港口的外來者，與他們合作共贏，也是主權國家在國際關係問題上面對的挑戰︰一方面，主權國家要留下外資及商業網絡，以協助港口、以至全國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要顧及外來者對國家安全、政治文化、經濟制度等範疇的可能影響。當雙方關係良好時，這些外交問題及外來者的管理，自然不成問題，主權國家每每以開放態度，接納這些外來者的經濟及政治影響。然而當雙方關係緊張、甚至處於敵視狀態時，在地港口社群 Vs 外來者，自然是雙方交鋒的重要棋子︰外來者會嘗試借用港口社群的影響力，影響主權政府；而主權政府也會以常駐港口的外來者，嘗試反過來影響外來政權對主權政府的政策，某程度上是互為質子，在港口生活的人民，往往由「文化交流的橋樑」，變成裏外不是人、動輒得咎的存在。因此，無論從主權國家、或是外來政權的視角，港口都可算是各方行使各種國際影響力的主戰場之一，產生的故事，精彩紛呈，就不是那些大陸人民所能想像於萬一。

本書結構

上述視角並非從天而降，部份甚至耳熟能詳，但以這樣的框架重新疏理既有的史料及學術研究卻不多，應用在「國際香港」身上的，更是鳳毛麟角。畢竟，上述視角在當代學界，均有一些自我設限，例如港口研究的分析，多集中討論商港在經濟及物流角色，甚少討論商港對政治及國際關係的影響；傳統地緣政治在冷戰後幾近式微，而以社會科學為本的國際關係研究，也普遍將地理空間視為「中立的載體」（a neutral medium），忽略不同的宏觀及微觀政治操作，及港口空間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而研究香港的學者，過往則極少從國際關係角度出發，令這空間出現了突兀的學術留白。

因此，與其說本書發掘了新的實證，來印證香港的本土及國際定位，例不如說是我們衷心希望重新引領讀者看到一個其實早已存在、只不過這些年來因為種種原因，被有意無意間看不見的「國際香港」。為了嘗試有系統地讓讀者看到這個完整的、屬於全世界的香港，本書第一至第三章為總論篇，講述如何理解「港口」之於歷史脈絡、國際關係及國家關係的導讀；第四至第六章講述港口地緣政治視角下的「本土港」，及如何通過地緣政治學視角，重構我們習以為常的香港；第七至第九章講述港口地緣政治視角下的「國際港」，去討論港口外交及跨境人員交流的故事；最後第十章嘗試前瞻討論虛擬港口、虛擬外交，講述踏入網絡時代港口外交理論的最新發展，從而窺視這時代下的香港這類國際港口的功能會否被取代。其實這本書不過一個宏觀導讀，每個小題目都值得關心國際香港的學者重點研究，日後的研究成果如能逐一出現，於願以足。

[1] Grillo, R. D. 1998. Pluralism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Ives, A. 2018. “Pan-Canadian Nationalism since 1867: Precarious Nation-building Revisited in Light of the Writings of George Grant and Eric Hobsbawm.” Canadian Studies 84:93 – 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