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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重遇香港咖啡店的partner,聽他分享這兩年店中所見所聞,不無欷歔。

《港區國安法》通過後,店內本來定期舉辦的座談會消失無蹤(當然和我離開了不無關係),也沒有了任何咖啡店以外的標記,疫情又重創經濟,開始改變香港人的飲食習慣,這些挑戰,自不待言。

令人意外的是失業率一方面升高,雖然有不少年輕人離港,但還是不應該這麼難請人工作:不是請不到人,而是難請全職員工。很多青年都只希望每週工作3-4天,因為疫情期間習慣了,發現原來這樣也可以活下去,就不如留多些時間玩樂。工作只是帶去軀殼、沒有靈魂,賺夠基本生活,就躺平下去。

Partner說本來各行各業,多少都有社會流動階梯,咖啡店也可以升職加薪,當經理當店長,也可以自己去創業。但國安法令青年失去對社會的希望,最有想法、希望上進make a difference的,很多都已選擇離開香港;次一等的,則可能情願走入建制去混;留下來的,不會覺得賺15000和20000有甚麼分別,更不會在乎頭銜和工作保障,這是一種不願意規劃的末世情懷。

但與此同時,他觀察這些青年卻很願意消費,因為娛樂至死,反正不知道為何要儲蓄,只要當刻有能力負擔,就一擲千金,住貴酒店也好、追星也好,都講求一剎那的快感。剩下的時間就回到網上,那裏可以建立自己的「元宇宙」,而且免費,與外間那個烏煙瘴氣的社會互不相干,秋毫無犯,一了百了。

這種氣氛下,他自言雖然已經上岸,然而耳濡目染,也不可能覺得快樂。但除了一起躺平,還可以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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