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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台灣和香港生活上的差異,除了第一部份談及的大陸法 Vs 普通化,台灣的獨特歷史和地緣政治角色,都和香港形同實異,假如不代入對方處境,單純以香港標準為「普世準則」,很多事都難以理解。但我們必須知道,香港是全世界的特例,而且是很多不可能複製的因素共同造成的特例。例如很大程度上,香港的便捷和效率,只是大國博弈製造的金融避風港催生的,絕非世界常態,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民主還是獨裁,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比較。

6. 台灣是一個在國際體系的獨特存在,由於不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之內,自身需要更多保障去捍衛自己。這種憂慮,香港人雖說「理解」,但卻很難真正理解具體含義。例如在香港,任何人帶錢進來投資,都會無任歡迎;但在台灣,有一個「投審會」,去審查投資者的背景、投資的項目,就算是本國人開公司,也要登記「資本額」,還有一個「驗資」過程,這都是習慣自由市場經濟的香港人非常陌生的制度。而這必須從國際關係的高度去理解:台灣的背後,幾乎沒有任何國際體系的制度性backup,假如任何國際大鱷要衝擊台灣經濟,有了這些關卡,才有了大量保險;而新台幣不像港元那樣設聯繫匯率,要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控制物價和通脹,對外來投資,傾向持審慎態度。這些程序,初來乍到自然非常不習慣,但要理解背後用意,才會明白屬於necessary evil。

7. 在台灣,最接近香港金融制度的,是銀行界近年開了一道門的Offshore Banking Unit(OBU),讓海外公司在台灣的銀行註冊離岸戶口。然而開了這扇門之後,進駐的海外企業並不多,但不少台資就利用OBU去進行財技操作,結果政府又開始收緊和監控。台灣不少台商情願到大陸做生意,除了貪圖大陸市場,也是覺得那裏的彈性比台灣金融制度更大;這不同香港人就算到大陸投資、工作,反而時刻都有「走佬」的準備,因為舊香港的金融制度依賴度高很多。這解釋了為何台灣社會普遍偏綠,但台商「藍」的程度,比香港的「經濟藍」要嚴重得多。

8. 因為上述原因,台灣金融業界很難如香港般進取,也很難效法舊香港那近乎無底線的自由港政策,對國民的消費、投資、收入、開支、總之一切涉及金錢的,都有很多規範。例如在香港,投資股票獲利是不用繳稅的,在台灣卻是個人所得稅的一部份;在香港,賣房子賺錢也是不用繳利得稅的,在台灣就同樣是個人所得稅的一部份,而且還是全球徵稅。在香港,公司賺錢後不使用、放在銀行戶口,乃天經地義;而在台灣,則要收retainer's fees和稅。在台灣生活,「統編」和「明細」一如大陸「發票」般重要,而在香港,就沒有多少人有鉅細無遺「keep單」的習慣。

9. 凡此種種,令台灣人更傾向小確幸的小生意,事事親力親為,因為反正有太多文件要親自處理,而且台灣各部門、銀行都習慣直接致電公司負責人,一切實在很難outsourcing,結果反而培養了濃厚的人情味。例如銀行經常會致電:「今天從外國入境5000元,這是甚麼性質?」因為要登記,方便年終報稅,這在香港人看來,聽到這類電話、這類內容,每每覺得匪夷所思。香港人習慣任何業務有少許成績,就註冊商標、搞franchise、開分店,然後制度化,乃至上市,但結果往往大起大落。這兩種體制,也造就了港台兩地人民截然不同的性格,台灣人的人情味和保守、香港人的靈活彈性和bluntness,都是一體兩面。

10. 由於台灣的體制來自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加上日治帝國時代的普魯士式法律,也就是和現在世界各國,都不容易銜接,乃至自成一國,也自成一格。在香港,很多制度、認證都可以直通英聯邦國家,另一些則根據美國主導的國際標準而訂立,還有一些和中國大陸接軌,總之往哪個方向,都相對compatible。但在台灣,要驗證任何海外文件,或讓其他國家驗證台灣文件,往往都需要設立一套全新、而且不能作其他用途的銜接制度,這無形中又加強了台灣人和世界有了距離的島國思維,與及天然形成的本土化、「天然獨」,好處是真的更容易捍衛台灣身份認同。至於香港人,則確實更習慣住在「地球村」之中,好處自然是便捷,但要捍衛自身identity,其實比台灣人多了難度。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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