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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奕信被炒後,英國首相馬卓安的盟友彭定康在1992年7月接任末代港督,不久柯利達就去職,自此進入了「彭定康路線」對「柯利達路線」撥亂反正的關鍵時刻。

要理解彭定康政改方案,就必須和「柯利達方案」加以對比。柯利達本來在六四事件後和中方達成協議,規定「所有」香港立法局在1997年前的改革,都要先徵求中方同意,以免速度太快。作為回報,中方承諾全體立法局議員可以「直通車」順利過渡到新議會,而中方「選」出來的第一任特首,則會被英方委任為「副港督」,確保順利過渡。

至於民主化,柯利達方案是讓香港特區在2007年前落實立法會的一半議席直選,不過對甚麼是「直選」、有沒有篩選等關鍵問題,一律刻意迴避。根據這方案,中方可以確保一個民主派佔少數的議會出現在1997年,也可以確保這個議會通過任何政府給予的方案,包括對「直選」的定義,也就是我們今天看見的那樣。

至於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細節,大家耳熟能詳,我們從前也多次說過,就不用重覆。簡單而言,彭定康就是在不用修改《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前提下,在現有框架下盡力擴大民主成份,確保1997年前的議會由真正反映民意的多數派佔多數。

對此,中方聲稱是「三違反」,由於製造了一個真正反映民意的框架,而不是少數派佔多數議席的「中國式民主框架」,中方決定推倒重來、另起爐灶。當時已經丟官的柯利達處處附和中方批評,嘲笑彭定康是一個「incredible shrinking governor」。彭定康則對柯利達高度鄙視,更創造了一個名詞:「柯利達症」(Craddockitis),就像他現在批評林鄭月娥是「lamentable quisling figure」一樣,「柯利達症」也有同一病源。以下是彭定康在1995年立法局的正式發言:

「我認為香港人染上一種在英國稱為『柯利達症』的流行病,這種病並不單止對『性情憂鬱的退休大使』(dyspeptic retired ambassadors)有所影響,其影響顯然較為廣遠。此病有多種成因和症狀。患者往往認為自己才具有美德,自己方知曉香港應怎樣做才對,自己才關注那些令香港變成那麼獨特的事物,並認為除非別人都贊同你的意見,附和你的分析,否則,對香港來說,只有死路一條。除非別人常常同意你的見解,否則香港便劫數難逃。這些都是這種流行病的症狀。」

柯利達認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給予香港人不切實際的民主夢,認為香港人必須及早面對現實,認清主人,不要被彭定康糊弄,才是王道。柯利達和彭定康水火不容,背後更反映了馬卓安對就外交部舊對華體系的team kill,柯利達自然對新時代恨之入骨,唯有糾集外交部出身的外交官和前港督衛奕信、麥理浩等不時冷嘲熱諷。

1997年6月30日的香港主權移交典禮,本來柯利達以前中英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的身份,是有資格獲邀的。但彭定康自然不希望此人到場贈興,柯利達也自知惹厭,以「相信英方不希望他出席」為由缺席。不過前港督麥理浩是有到場的,雖然貝理雅等英國官員刻意在特區政府成立典禮缺席,以示抗議,但柯利達體系的麥理浩卻是完全出席,從中也可見「柯利達路線」死而不僵。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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