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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彭定康的前任港督衛奕信爵士,認為英國不應該「干涉中國香港內政」、暗示不應該給予BNO5+1入籍途徑,也認為應該同情鎮壓反送中運動的「新香港警察及其家人」,不少年輕朋友覺得很意外。

其實,衛奕信在英國政壇從來都是小角色,以上這條路線輪不到他來定調。這條可以稱之為「賣港路線」的真正掌舵人,即衛奕信的「大佬」,名叫柯利達爵士(Sir Percy Cradock),曾經是無數香港人、無論是民主派還是建制知情人士咬牙切齒的對象。不熟悉這段歷史的朋友,好應該先記下這個名字。

但正如我們經常強調,人是次要的,結構才是主要的,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為何柯利達作為英國傳統精英,居然鐵了心三番四次五次六次出賣香港,需要先從宏觀格局開始談。

英國昔日派到香港的港督,除了最早期的軍人,一直都是以殖民地部的官學生(政務官)為主。他們無論是管理尼日利亞、錫蘭、巴哈馬、新加坡還是香港,都是根據同一套思維,有一套特定的管治技巧(例如間接管治、分而治之、商業政策、專利項目、法治制度建設等),因此絕大部份英國殖民地都有差不多的「唯一出路」。根據同一脈落,英國殖民地大抵同步邁向民主化、自治化,港督楊慕琦也推出了「楊慕琦計劃」,本來一切就會正常發展。

但自從二戰後的港督葛量洪開始,雖然也是殖民地部的政務官出身,但他們有見中共已經建政,又明白中共是很難纏的對手,自此深信香港管理模式更多是外交問題,於是香港的管理模式就出現突變。在香港的港督,越來越多引進代表外交部的聲音,在決策機制當「政治顧問」;而在英國的殖民地部,也逐漸被外交部奪去對英屬香港的最終話語權。

根據英國外交部指導思想,「不要挑釁中國大陸政權」,就成了1949年後歷任港督的基本金科玉律,但這其實只是其中一派外交思維的結晶。其實,假如要以避免挑釁為宗旨,英國在任何殖民地撤退前的行為,無不有大量對鄰近大國的挑釁,例如在塞浦路斯的政策挑釁了土耳其,在新加坡、汶萊的行為挑釁了馬來西亞,假如後者悍然出兵,也同樣擋無可擋。問題是這一派在處理香港問題上,居於絕對主導地位,而柯利達的師承,正是這一派。

到了彭定康之前的三任港督:衛奕信、尤德、麥理浩,他們甚至已經不是殖民地部官學生/政務官出身,而是一律直接來自外交部的外交官體系訓練,反映外交部已經逐步名實相符地奪取了「香港管治權」。此外,不少人忽略其實麥理浩曾經當過港督柏立基的政治顧問,衛奕信也曾經當過麥理浩的政治顧問,可見這個外交部管理香港的系統,戰後已經非常牢固。不過要是沒有對中共跪得如此徹底的柯利達爵士,香港的前途,依然可能充滿變數。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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