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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叔離開巴西那份很好待遇的工程師工作,回到香港的最大誘因,就是香港政府終於系統性的需要工程師。他當年讀工程的志願,就是想加入港英政府,無論是為了公務員的薪高糧準、還是為了「服務社會」(通常兩者皆有之),總之到了七十年代尾,機會終於出現。

他1979年回到香港,1980年加入土木工程處,就這樣做到退休,最後職級是首長級的總土力工程師。

作為外行人,我本來不知道土木工程處原來是比較近代的產品,到了1977年才出現。它的導火線是1976年,一場三號風球之後的暴雨,導致秀茂坪發生嚴重山泥傾瀉,造成18人死亡,一座大廈的底層商鋪和住戶不少慘被活埋。這場慘劇之所以轟動,在於它被當時香港市民看作四年前另一場慘劇的延伸,一而再再而三,政府卻沒有汲取教訓。在那時民智剛開的香港,政府就有了壓力。

四年前那場慘劇是指1972年的818風災,全港有幾百人死亡,秀茂坪的山泥傾瀉又是重災區。四年後,同一地方、同一情節又再出現,電台又搞起賑災籌款,市民發現原來四年前的檢討報告,已經談及要成立專門監管山坡的部門,卻官僚地沒有跟進。換句話說,某程度上,土木工程處的出現,也是民意反彈的結果。

這反映港英政府的危機管理,還是很responsive的。不少大陸評論員常說港英時代沒有民主,其實就算是八十年代代議政治發展前的香港,民主成份也絕對超過今日「新香港」,否則港英何須理會這種民意?這就像新加坡政府,無論人民行動黨多專制,到了選舉失去幾個議席,是真的會有危機感、即時回應民意的。觀諸香港的公屋政策,源自五十年代石硤尾大火的危機管理;社會福利政策的真正「完善」,因為六七暴動而被大規模加速;山泥傾瀉頻生,則出現土木工程處。這些對症下藥的回應,並非某些不懂管治的人東施效顰所能理解的。

土木工程處成立後,招兵買馬,全球登廣告請人,三叔就是看到廣告,決定回港。不過與此同時,巴西也有貴人給他寶貴意見:昨天談及,1976年那次山泥傾瀉的善後工作中,港英請了一批國際專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是「新香港」不可能效法的事),去建議如何亡羊補牢,由6位專家組成。其中一位專家就是來自巴西聖保羅大學的教授,他們的主要建議是成立監管和量度斜坡、各類岩土、規劃山邊建築的法定部門。

巴西專家這方面的經驗,除了當時全國大搞基建,也因為巴西不少城市都是依山而建,里約熱內盧的山頂貧民區是典型例子。這位教授回到巴西後,有和三叔談及對香港有關部門的未來發展意見,令他覺得是時候在香港可以學以致用,於是就裸辭回來應徵,由低再做起。所以說,世界畢竟是很小的。

(註:土力工程處後來併入土木工程署,土木工程署後來又併入土木工程拓展署,現在編制屬於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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