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094】港大鄭耀宗校長：他原來是父親學系的系主任，當校長後為何眾叛親離？ (Patreon)

父親所屬的港大電機電子工程系出過不少知名人士，除了昨天談及的「電動車宗師」陳清泉教授，更廣為人知的自然是後來成為港大校長的鄭耀宗教授。

鄭教授比我父親大幾歲，同樣是港大畢業生，然後同樣是外國的博士。他曾經出任這個學系的系主任，升遷非常快，不久成了港大工程學院院長，再被剛升格為大學的城大招聘為第一任校長，然後又被港大招聘為校長，接任德高望重的王賡武教授。

王教授在校內非常受尊敬，想不到到了我在新加坡工作，居然有機會和他共事，至今與有榮焉；但鄭教授的口碑，似乎不可同日而語，而這甚至早在發生後來轟動社會的港大民調風波之前，已經如此。

我父親不會和我談辦公室政治，但在家茶餘飯後，總不免有幾句和母親的對話。當時我聽了不得要領，現在自然恍然大悟。

以我理解，港大電機電子工程系的舊同事，普遍認為鄭耀宗過份鑽營，從而失去基本道德操守和人情味。例如他從港大院長成為城大校長，在城大時大幅度向自己專長的學科傾斜，政績工程的味道甚濃。然後他應徵港大校長時，卻未知會城大校方，要對方臨時找繼任人，這些都不大符合「江湖規矩」。後來中共委任「港事顧問」，名單有某退休校長、而沒有鄭耀宗，他十分不滿，公開要求加入，此舉也被學界看作吃相難看的笑柄。

鄭耀宗回到港大後，他身為舊生、資深教職員，本來港大人對他很有期望。但他任內強勢鐵腕引入大規模改革，成為整個香港大專學界的轉捩點，是非功過，今天依然充滿爭議。我們說過在七、八十年代，香港大專院校內部相對和諧，教職員關係融洽，但這不代表產生不了一流學者，而是採用比較人性化的管理，讓人各自發揮所長，而不是工廠那樣進行量化評核。但隨著全世界的量化管理大勢所趨，加上英國大學「量化寬鬆」、香港跟隨紛紛升格理工為大學，一時間，舊的一套彷彿過時。

鄭耀宗這個時候上台，堅持要「整頓」港大，對教職員最大影響的是廢除終生制，引入合約制。對年輕學者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得到長約之前，都不可能暢所欲言，而且會成為部門的出文機器；有了這壓力，自然不會對「不重要」的教學、行政有任何熱心參與，更不用說和同事之間的友誼。而且更甚的是，鄭耀宗連舊人的終生制也要打破，為了製造案例，專門找了法律專家，對一名教授的終生制埋手，逼他離開、改職。這樣的手法，傳遞了清楚的訊號：就算有長約，校方也可以「依法」解僱、或調職，所以大家還是要「勤勞」，不可以「躺平」。

不少上一輩的人，對舊朋友、舊同事、舊鄉里、舊同學都有香火之情，不代表沒有原則，但處理手法上凡事留一線。但鄭耀宗卻相反，手法是「唔熟唔食」，除了在城大調配資源壯大自己的馬房，在港大則是向自己最熟悉的舊部門同事埋首。剛談到的要建立那個「終生長約也可以解僱」的案例，正是一位電機電子工程系的教授，一位和我父親感情很要好的同事，一個大老實人，大概也是鄭耀宗當同事時，觀察「最好恰」的對象。這位uncle的太太和我母親相熟，據說他那段時期身心都受到極大摧殘，遭遇非常不人道，這也令我對大學官僚的無情，開了眼界。

平心而論，這類改革並非沒有其必要性，但做的方式很多，假如思慮周詳，絕對可以找到兼顧不同目標、質與量、社會責任與排名籌款壓力等的結論。而且很多舊約中人的job description確實不同，認為校方一刀切有違合約精神，屬於搬龍門。然而鄭耀宗採取過猶不及的手法，獻媚、交數色彩太濃，令港大從前的大家庭感覺一去不返，而且充滿後遺症。某程度上，香港的大專院校從此變成論文工廠，社會責任越來越弱，內部勾心鬥角，乃至後來港大可以「依法」終止長約教授戴耀廷的聘約，都和「鄭耀宗路線」一脈相承。

父親的同事們，就算有支持改革路線的，對這樣的手法也非常不滿，也很同情那位同事，私下討論鄭耀宗這樣做，得罪全部舊朋友，值得嗎？其實答案很簡單，他已經「轉換跑道」，面向的，已經是另一個世界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