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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港大同事,今天我看來,關係異常融洽,他學系入面的人不少都是二、三十年的老臣子,相互之間非常熟絡,而且家人之間也頗多往來。這種關係,在我親身經歷的年代,幾乎見所未見。

小時候,每年聖誕節的其中一個常規節目,就是出席父親那個department同事搞的聖誕家庭party。他們由系主任開始,幾乎是全體出席,但與工作完全無關,純粹家庭聯誼。通常都在其中一位教授在薄扶林的宿舍,那裏非常大,背山面海,起碼足夠讓小孩子放電,而同齡孩子起碼有十多人。

記得我其實很不喜歡入面一個一年一度的環節,就是每一個小朋友都要「表演」,其實真正享受的都是那些家長。那些教授們其實也無可無不可,主要是他們的夫人們,對此樂此不疲。所以我每年都要「表演」彈琴,很有陰影,長大了如非必要例如幫朋友婚禮伴奏,都很怕公開再碰鋼琴。不過每年的抽獎,倒是期待的。

那裏也有很professsional的演奏家,例如party地主Professor Paul Cheung的太太,本身是教大音樂系翁教授,她退休前的最後一年,曾和我做過一年同事,在我的婚禮,她也是幫忙彈教堂風琴的前輩。他們一家和我們家很熟,他們兒子在劍橋讀書時,和我參加過一個Oxbridge活動。

這種交往,為什麼今天再難複製,自然有社會、政治的原因。組織一個大學學系全體教授及家人的聯誼,其實非常不容易,幾個熟朋友小圈子聚聚是一回事,但集體活動、既連結官方系主任一類層級、又進入私人家庭領域,而有關人士都各有... 性格和地位,來自不同背景,除了香港人也有外國教授、大陸教授,那就是另一回事。搞手張教授善於組織,長袖善舞而面面俱圓,但也要有當時的氣氛土壤,才能成事。今天回看,才懂得珍惜。

因此父親這群電機電子工程系的同事、夫人,我今天依然全部記得名字和樣貌,一些下一代相互之間也有聯絡。我對他們本人的研究領域幾乎一無所知,也毫無興趣知道,只知道香港本來是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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