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2019年6月的預言：從國際關係閱讀修訂《逃犯條例》：香港進入新冷戰戰場的九點連鎖效應 (Patreon)

【按：這文章發表於2019年6月，整整兩年前，結果每一點都出現了，不解釋。】

上週談及香港《逃犯條例》的國際關係視角，然後形勢每日改變，最終還是出現人命傷亡，令人哀痛。條例最終雖然沒有硬推，但正如上文所說，無緣無故樹立了內外太多對立面，不可能像沒事發生過，事實上，爭議期間引來的國際連鎖反應，早已不能回頭。香港的反《逃犯條例》群眾活動，聯繫跨立場、跨階層、跨世代，這比例的人數史無前例，不是任何「外國勢力」足以煽動的；反而是特區政府推出《逃犯條例》，偏偏出現在中國外交上最錯誤的時機，令全球都把香港當作最方便的「政治提款機」，北京莫名其妙輸掉一場戰役，可謂人算不如天算。在過去一段時間，曾通過不同渠道，嘗試對有關人士分析以下情況，不見得能有即時回應；只希望無論大家甚麼立場，激情過後，也應明白香港已提前進入國際新冷戰主戰場，對週邊形勢，也有微妙影響。假如連上一波衝擊也沒能妥善應付，未來如何，更難安枕。

一、中美貿易戰，附屬出現「港元狙擊戰」？

不少朋友對《逃犯條例》為何在中美貿易戰的關鍵時刻推動大惑不解，因為即使沒有《逃犯條例》，香港早就具備成為國際金融大鱷狙擊目標的條件。事實上，中美「貿易戰」的重點從來不是字面意義上的貿易逆差；真正的貿易出口，也不是美國經濟的主菜。美國的真正「出口」其實有三︰一是「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二是「美債」作為釐訂「零風險」投資的標準，三是「美式金融」作為企業融資及金融管治的框架。因此維持美元在國際社會強勢、而且是人為的強勢，才是美國繼續稱霸的本錢，即使從經濟層面這可能犧牲若干本土貿易、與全球貿易穩定，也不是特朗普所在意。

香港作為特區對中國的最大價值，就是和美元聯繫的港元，以及被美國承認的單獨關稅區的身份。因此能夠在不大規模改變內地金融及外匯管理結構下，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在金融市場吸納外資或發美元債。反過來說，也因為香港金融制度同時兼負美國、中國以至本地金融貿易要務，自然也是負擔兩國三地的政治及經濟危機，有著被衝擊的原罪。不少金融界朋友對對沖基金負責人Kyle Bass兩個月前的一篇警告「港元－美元」聯繫匯率早晚崩壞的文章印象深刻，無論是否認同那文章的觀點、能否洞察他希望製造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可能性，大家都忽然記起一個事實：香港回歸後的金融風暴，當時索羅斯如何在包括香港在內的亞洲各地攻城掠地。當時還是純粹的投機市場行為，但今天多了中美貿易戰的國際層面誘因，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前景憂慮，還有自顧不暇的國家經濟，國際財團自然會考慮沽港元、買美元以求轉移資產及平衡風險，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足夠應付，就由二十年來的偽命題變成真命題，也令投機分子有可乘之機。美國昔日如何對待日圓、1999年空襲科索沃對歐元有何影響、然後怎樣以美資低價收購有價值資產，這些歷史，應該溫故知新。

因此，無論有沒有《逃犯條例》，在國際大形勢下，針對港元的新一波金融風暴，本已可能隨時出現，欠缺的，不過是一個合理化的理由。修訂《逃犯條例》所帶來的司法、人權等議題信心衝擊，以及其他國家對修例的反應，正好完美填充這個答案。即使今天暫援修例，過去一周為香港社會帶來新一道，甚至是最深一道的信心傷痕，也為國際炒家預演未來，將香港的脆弱暴露於人前。這是筆者最擔心的危機。特區政府唯一應該做的是與民休養生息，暫緩發展計劃，全力備戰，這才是國家與人民賦予的責任。

二、「MFN模式」：美國未來的恆常「香港牌」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美國國會議員再次提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而這法案其實年前早就被提出，只是一直被按下不表。以筆者從美國政壇得到的資訊，關鍵一來是美國媒體對法案未有持久興趣，二來是某提案人家庭有其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三來在道德高地以外缺乏美國人直接利益攸關的切入點，所以昔日表了態，就「暫緩」推動法案。

但《逃犯條例》修訂，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拉下水，令其在港公民被條例涵蓋，加上港人因修例所衍生的大規模和平遊行示威、激烈肢體衝撞，令美國政客及媒體找到關注香港的一切動機，由理想、到現實、到文宣層面，無一遺漏。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共和黨內以至在野民主黨，均可透過這張由傳統精英建構的「香港牌」，與走「反精英」路線的總統特朗普較勁。提出法案的盧比奧，上週大力表態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美國「三號人物」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提出修改《香港政策法》的克魯茲，都是特朗普在黨內外的主要政敵。反而特朗普上任至今反而對打「香港牌」十分克制，一來他當年在香港的經濟活動，可能還有外界不知道的後續，他曾提名在香港工作25年的基金經理Philip Bilden為海軍部長一事，始終是一大懸案；二來他對付中國已經有一手滿滿的牌，結果「香港牌」就讓國會主導，也符合一直以來港台事務的主要法案均來自國會的「傳統」；三來特朗普的「前國師」班農除了是另類右派舵手，另一個身份正是買空賣空的華爾街精英，和剛才談及那位唱淡聯繫匯率的Kyle Bass還是友好，與現於美國的爭議內地富豪郭文貴也是盟友，假如他有份操盤「香港牌」，恐怕不會像國會議員那樣打「開口牌」，只會製造突發危機。修訂《逃犯條例》，讓「香港牌」不但成了中美關係的「明牌」，還捲入了美國精英的內部明暗角力，未來麻煩，只會無日無之。

從法律層面，《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假如通過，最大關鍵是提供了一個國會每年審查香港自治狀況的條件，去確定是否更改把香港與內地差別看待的《香港政策法》；也就是當美國有需要時，每年都可以打「香港牌」製造經濟、信心危機。情況對一些有一定閱歷的讀者而言並不陌生：上世紀九十年代時，美國每年均以香港牌作為衡量中國能否享有「最優國待遇」(MFN)的條件，也就是兩國每年都要循例講數，當年學者稱為「MFN模式」，分別不過是今天被審核的是香港而已。

三、美國重組後的「印太－香港」領導班子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美國公佈了一批和香港相關的任命，首先是新任美國駐港大使史墨客(Hanscom Smith)，取代以經貿為專長的現任總領事唐偉康。正如本欄多次講述，因為歷史原因，美國駐港澳總領事級別等同大使，直接匯報華府，選擇這時候公佈新人選，很難不令人有宏觀聯想。史墨客是懂普通話的中國通，有留學日本經驗，是公開出櫃的同志，伴侶呂英宗是台灣人，曾在上海總領事館工作，這份履歷屬於「印太戰略」時代的外交官新貴，未來美國只會更把香港放進整個「印太」框架考量。還有新任副總領事侯偉業，在回歸初年就曾在香港工作，也有在波斯尼亞這個另類「一國兩制」處理美國利益的經驗。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此人：相當鷹派、職業軍人出身的史迪威（David Stilwell），終於在三日前獲國會通過，成為新任處理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也就是負責整個區域的最高層。筆者在夏威夷East-West Center當訪問學人時與其為鄰房，曾拜訪其像是軍事博物館的辦公室訪問，一言以蔽之，他是以軍事戰略處理外交的典型，戰略思維和外交官出身的傳統精英完全不同，訪問時他就對我說，在自由派外交思維主導的East-West Center，他幾乎是唯一的例外。美國印太戰略人員，正式在「後《逃犯條例》時代」埋班，香港未來再嘗試獨善其身，恐怕不可能。

四、印太時代，日本逐漸成形的「台港牌」對特朗普的博弈

特朗普的「印太戰略」，主要拉攏印度、澳洲、日本等亞太大國構成一個中國包圍圈，並以東南亞為樞紐，而在歷任美國總統當中，他大概是最沒有顧忌支持日本所謂「普通國家化」的一人。上月特朗普訪日時，登上日本自衛隊准航母加賀號，明言加強美日軍事合作，目標明顯是中國、北韓；但與此同時，其實美日也在進行自己的小型貿易「摩擦」，特朗普一貫是一手軟、一手硬的討價還價。日本安倍政府希望美國加持「普通國家化」，也不願意在貿易層面過份退讓，就需要顯示其他價值。因此，日本和台灣的特殊歷史淵源，乃至日本與香港的緊密經濟、文化關係，都成了日本政府的備用品。

客觀而言，和歐美政府相比，日本政府對香港《逃犯條例》的官方發言十分克制，一來是中日關係剛有改善跡象，二來G20峰會於大阪舉行在即，日本有自己的主場考慮，不願橫生枝節。但2014年以來，日本民間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高，「香港研究」在日本逐漸成為一門顯學，例如筆者的一位日本學界朋友最愛唱達明一派的廣東歌，對香港之熱愛想當澎拜，這類日本「香港通」越來越多，慢慢凝聚了一個圈子。這次《逃犯條例》爭議期間，不少香港網民對「條例通過後，日本可能不再給予特區護照免簽待遇」的猜測最緊張，而日本在香港的企業辦事處數目僅次內地，存在一定槓桿效應。相對於「香港牌」，日本的「台灣牌」則十分積極，這也是美日聯盟默契的一部份，這次修例卻令日本政客想到「兩牌合一」，並有地方議員參與了關於香港的聯署，除了是增強自身影響力，也是用來和美國的經貿談判討價還價。此例一開，也難以回頭。

五、中國「聯歐制美」戰略下，德國領導歐盟的「價值觀對沖外交」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德國於去年原來已給予涉及年前旺角案的兩名香港青年難民身份，引來特區政府高調批評；坊間對德國此舉應否進行有兩極意見，但我們應注意的是這事適逢此時被公佈，固然是二人的主觀意願，但客觀上更配合了德國、乃至整個歐盟在中美貿易戰的策略：「歐洲式對沖」。

雖然美國政府多番要求盟友配合其針對華為的舉措，但歐盟各國面對5G時代，明顯希望在中美兩大勢力之間遊走，不願全面與美國合作，保留了讓華為進入市場的大量空間，同時也暗中鼓勵像諾基亞那樣的品牌乘虛而入，分一杯羹。以上政策純粹利益主導，但缺乏了一個漂亮框架；德國默克爾上台初雖然決意走「價值觀外交」，但自從習近平訪德簽訂大量訂單，這調子本來已輕輕放下，直到庇護劉曉波遺孀劉霞才重新被舉起。由於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大國知道中國需要在經貿、科技戰層面拉攏他們，自然希望得到更多經濟實力，但也必須和國內輿論、國際盟友交代。於是重啟「價值觀外交」，顯示自己不是只要「發大財」，就成了一個辦法。北京為「聯歐制美」投鼠忌器，兩害相權，對德國為首的「價值觀外交」只能以更寬鬆態度對待。由於涉案二人本身也是香港「逃犯」，在歐洲傳媒眼中，評論《逃犯條例》卻又天經地義，經過一輪訪問，無論北京、港府多麼不願意承認，他們在西方媒體配合下，逐漸得到了國際話語權，脈絡和五年前黃之鋒成了國際風雲人物，如出一徹。

從歐盟而言，「香港牌」也同樣如美國一樣，捲入內外明暗角力︰在社交媒體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的伏思達所屬的政團「ALDE」，正傳出與議會內第一大黨團歐洲人民黨協商，後者醞釀支持伏思達成為歐洲議會議長，換取ALDE支持人民黨提名的韋伯，出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屆時歐盟和香港的互動，可能更頻繁。歐盟3月發表的對華外交政策戰略文件，表明歐盟將中國視為挑戰歐洲核心價值的對手，也提到香港的高度自治需要得到尊重，而正是這些高調的價值觀表態，令德國等國對封殺華為態度曖昧，不致於成為西方輿論眾矢之的。何況高調反《逃犯條例》修訂，除了為歐洲提供了「不是親華反美」的表面證據，掩護另一面的對華務實政策，還在特朗普不重視價值觀之際，重燃了歐盟作為「道德規範力量」的方針，也可要求參與「16 +1」框架的歐盟成員國歸隊。

六、僑民外交：借《逃犯條例》爭議突破《維也納公約》規範的駐港外交官團

駐香港的各國外交官極多，境內有62所總領事館、61所領事館，如此陣容，為中國首都北京以外的任何地方所無。但他們對評論香港內部事務一直想當克制，北京以往也對這方面把關很嚴，例如曾在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期間擔任美國駐該國大使的楊甦棣（Stephen Young）後來到香港擔任總領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就曾以違背《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評論香港內部事務為由，對其發出警告信。但《逃犯條例》爭議是一個極罕有的機會，讓這些外交官找到評論香港的理由，因為條例直接涵蓋他們本國在香港的公民、商會，以這出發點評論屬於他們基本責任，就有了迴旋空間；據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將集體和他們會面釋除疑慮，原因之一自然是特區政府在《基本法》框架下能說的層次，根本不為對方感興趣。特區政府似乎並未為意當一條本地條例涵蓋外國商人、僑民，這就早已超出了純法律問題，而是開啟了一個危險的潘朵拉盒子，因為「保護僑民」是國際關係界眾所週知的「萬能Key」，很多本來可以歸類為「干涉內政」的行為，有了這個合理理由，就變得冠冕堂皇，例如美國干涉委內瑞拉是保護僑民、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是保護僑民而起、中國駐各地大使館近年也加強了保護僑民的宣傳。

更重要的是，這次各國大舉評論香港開了不少先例，除了歐盟各國集體行動，英國、加拿大也是由兩國外長罕有地對香港發出「聯合聲明」，暗示了英國脫歐後啟動「英加澳紐小英聯邦」的可能性，這是借香港來進行其他外交工作的範例；其他外交官在上個月內的合縱連橫案例，似乎還有不少。《逃犯條例》爭議期間，由於特區政府始終未能成功釋除各國疑慮，乃至越描越黑，駐港各國領事之間卻因為需要直接交流而產生了更多工作關係。這個領事團的重要性在回歸後二十年首次被激活，假如沒有一條涵蓋世界各國所有國民、又引起本地大量爭議的草案，是幾乎不可能的。

七、台灣選戰前，蔡英文或成最大贏家

台灣當局一直對直接介入香港事務十分克制，沒有意欲、也沒有能力，關心的只是借香港影射台灣現狀「抽水」。但「逃犯條例」以陳同佳案為「官方初心」，雖然矛盾重重，任何官方發言都言必台灣，卻意外令台灣當局得到評論香港的話語權，還為執政民進黨得到反擊北京的黃金機會。習近平主席年初的新年對台談話，明言以「一國兩制」、「香港模式」為統一楷模，自此香港成了台灣選舉的重要參考對象。蔡英文本來民望已跌至谷底，台灣朋友不少認為她連任無望，但通過連月來打的「反一國兩制牌」，加上各種坐擁行政資源的選舉手段，民望卻又極戲劇性回升，尤其是利用《逃犯條例》爭議宣示了堅定立場，找回人氣，在黨內初選期間，不時化身香港事務評論員，除了逆轉勝擊敗對手賴清德，還順道打擊了早前曾與林鄭月娥會面的主要對手韓國瑜。國民黨本來並不願高調批評「一國兩制」，但《逃犯條例》一出，黨主席吳敦義也不得不說「一國兩制全是虛言」以回應台灣民情；還有另一北京接受的候選人大款郭台銘，也在個人Facebook表示以「張開雙臂爭取港人移居台灣」為政綱；恐怕未來任何台灣政客肯定「一國兩制」和香港，都會成為票房毒藥。雖然不能說蔡英文勝出初選全靠香港，但「香港牌」肯定具有發酵民情的明顯作用，香港內政能影響台灣民情至此，也是史無前例。假如《逃犯條例》不是堅持以陳同佳案為「官方初心」，台方輿論不可能發酵至此。

由於陳同佳案這個藉口被發揮得淋漓盡致，理論上，日後依然需要與台灣當局商討對策才能「彰顯公義」，也就是賦予了台灣當局一個沒完沒了、可循環再用的選舉議題，「蔡英文或成最大贏家」，北京精密的對台部署，假如因為這件事破局，很多工作又要推倒重來。另一方面，台港關係近年本已相對制度化，但這次爭議，也連帶令雙方「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功能、以及其他半官方組織的功用大減，這些年來令港台關係半制度化的努力，就算不是一筆勾銷，同樣要重頭再來。

八、內交：假如香港不能協助「走出去」，由澳門到大灣區的連鎖回應

由於上述結構性轉變，導致中國能否長期利用香港「走出去」存在不確定性，北京必然有幾手準備。在國際關係角度，香港、澳門作為中國境內的兩大特區，有其明確分工，就是分別作為能與國際(特別是英美社會)完全接軌的地上、地下金融中心；官方定位澳門為「世界旅遊悠閒中心」，事實上只是檯面上的功能而已。這樣的結構分工，在世界並不罕見，例如筆者曾考察的塞班島，主權屬於美國、容許中國國民免簽入境、境內容許賭場運作、本土人口不多，基本上就是「澳門模式」。一旦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影響、或港元－美元聯繫匯率不再，中國境內要吸引美元還有哪裏？就是澳門。澳門的重要性增加，而澳門政局相對穩定可控、「外國勢力」(特別是中國極希望拉攏的歐盟)的存在，也早有制度及默契，可能會得到意料之外的機遇；甚至更多擴大澳門行政版圖的「橫琴模式」，會以不同方式被考慮；而洽談中的賭場續牌花落誰家，也可能根據大格局有一定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逃犯條例》一役，和香港特區沒有引渡條例的澳門，因為一位富豪的戲劇性介入，其實間接扮演了極關鍵角色；澳門本身也沒有通過與內地的類似條例，年前澳門政府懸崖勒馬，大概因為其地下經濟的國際元素只會比香港更受條例影響，這也是澳門政府罕有比香港政府更有國際視野之處。有了香港這次經驗，在可見將來，澳門的國際地位反而可能比香港更穩固，甚至可能像在二戰期間那樣，成為新冷戰的緩衝區。

此消彼長之下，香港的國際身份一旦弱化，或單獨關稅區、週轉美元的功能被廢止，削弱香港三大中心的國際地位，也難免直接影響整個「大灣區」的規劃。中山、深圳、廣州本來就對香港獲得例如「港人港稅」等「特權」頗不滿，部份民族主義者也認為香港的重要性每況愈下，更成為外國勢力影響國家穩定的負累，勉強忍下去，就是因為香港的國際身份能夠互補；假如沒有了，香港在大灣區也沒有了分工，上述這些內地城市的官員會如何看待香港，不言自明。未來「內交」層面，香港恐怕會更弱勢，比起前三任特首年代，不可同日而語，而其他城市藉此向中央游說不要「厚待」香港的工程，恐怕已經開始。

九、李顯龍接班人的機遇：中美新冷戰戰場撤離新加坡

經此《逃犯條例》一役，香港直接走進中美角力、新冷戰的核心戰場，卻間接令一些本來有機會成為戰場的地方鬆一口氣，乃至乘機獲利，最明顯的例子是新加坡。數年前，自從新加坡在南海主權爭議表態，中國一度打算以新加坡為突破口，期間發生的香港「裝甲車事件」、新加坡以「疑似情報行為」驅逐華裔學者離境、傳出中國資助興建「克拉運河」取代馬六甲海峽等事情，都令朝野大為緊張，擔心李光耀以來的「大國對沖政策」失靈，被逼要在中美之間明確靠邊站；屆時一旦局勢不穩，又可能直接影響國際金融企業的投資意願。這正是李顯龍在今年香格里拉對話發言的精髓：大國不要逼新加坡選邊站，下一句沒有公開說出的，就是「開戰請到其他地方吧」。結果香港《逃犯條例》爭議一出，整個地緣政治的壓力都轉移了在香港，相信在可見將來，新加坡的壓力會驟降，也不用再擔心成為中美新冷戰主戰場。而且不少金融界朋友告知，在過去數月，確有基金帳戶從香港撤退到營商環境最接近的新加坡，數目還不少，一旦形成氣候，雖然不一定傷及香港根本，卻會令新加坡的「亞洲首席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鞏固，同時也令擔心新加坡成為中美磨心的市場憂慮，一掃而空。執政人民行動黨渡過了過去數年頗有暗湧的危機，李顯龍盛傳的接班人、現任副總理、財政部長王瑞杰可以視之為政績宣傳，也能夠一方面高調對華友好、另一方面乘北京無瑕他顧，鞏固美國保護在國內的存在，順利接班，幾無懸念。

此外，還有涉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一些觀察，篇幅所限，就不詳細列舉。總之，無論「初心」如何，這個案例，將會成為國際關係蝴蝶效應經典教材，一件最初不為任何人注意的事，經過連串失誤，除了逐步發酵為回歸以來最大爭議的本地大事，因為打擊面太大，超越了傳統反對派的同溫層，觸及整個香港商界、保守專業人士階層的憂慮，然後觸動國際神經，配合當下複雜的國際形勢，進而影響了全球地緣政治，一名作行政決策的香港人，有如此國際政治影響力，也是史無前例。已經走不回頭的香港，面對這個國際形勢，已經沒有不調節原有政策的可能，但具體又可以如何？

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