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咫尺地球】大清帝國的分而治之，與新香港的權術 (Patreon)

中國歷史科從來是一座寶庫，有心人可以用來洗腦，也可以用來訓練獨立思考，就看能否學以致用。雖然中國執政黨來自馬列主義道統，但說到統治權術，借用中國傳統帝王將相權謀之處甚多，至於處理中央與邊陲關係，同樣充滿歷朝歷代影子。近年興起的「新清史」學派，開始顛覆了傳統史觀，強調滿清是一個「內亞帝國」，與各族關係就像鄂圖曼帝國、蒙臥爾帝國那樣多元，而不是傳統教科書強調的單純中央集權、分而治之。問題是「歷史話語權」和「歷史現實」不一定一樣，中央集團、分而治之那一套論述假如是政權所好，那就是「事實」。我們不妨從官方教科書列出的「政策」，看看對今日面目全非的「新香港」，有沒有可參考之處？當然，國安法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1.  高壓、懷柔：「一手軟、一手硬」

大清以絕對少數派入主中原，對漢人一方面施以高壓，「留髮不留頭」，大興文字獄，另一方面又大興科舉籠絡、羈絆士人（也就是當時的社會賢達），令他們不知道在求取功名、吃喝玩樂以外，存在其他人生意義。香港在回歸23年後，不但「人心未回歸」，香港人身份認同還越來越強，最終出現二百萬人大遊行，連淺藍、中藍也明顯對政權不滿，這是令北京徹底改變對港政策的關鍵，令高壓一面完全出爐。警察「武警化」、以「限聚」之名變相戒嚴，大舉秋後算賬，天天六點上門拘捕異見者、而對犯法的自己人視而不見，是其中一面；以國安法之名，對一字一句、一個口號上崗上線，恰如文字獄，這是另外一面。但對合作的識時務「俊傑」、collaborators，即使質素如陳百祥先生，卻也會賦予紫荊勳章，樹立了唯「才」是舉的懷柔樣板。這些方針，假如熟度歷史書，莫不似曾相識，只是專有名詞變成共產黨的「一手軟、一手硬」而已。

2.  「改土歸流」

大清對西南部少數民族聚居地，採取「改土歸流」政策，逐步把控制當地的世襲土司一類地方勢力，換成朝廷派出的「流官」。哪怕不少土司早已完全馴服，依然被擔心成為「本土主義」溫床，也是為了避免他們「下有對策」，唯有從外部派到的新移民才值得信任。在北京眼中，香港「一次回歸」全盤失敗，不過「換旗換督」，不少歸順的建制派陽奉陰違，都是「土司」一類的地方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包括真正的「土司」像新界鄉議局，也包括地產黨、公務員黨等「deep state」。既然「二次回歸」，「改土歸流」自然提上日程，日後公務員除了要宣誓效忠，更重要的是政務官的組成，必然變成以中國內地留學生為主軸；整個香港的真正負責人，自然也由曾蔭權、林鄭月娥一類「土司」，變成中央任命的「流官」；在港英時代實質上負責承擔部份稅收責任的地產黨，也會逐步被換血為內地既得利益集團，例如橫空出世的「紫荊黨」們。

3.  「崇其教而抑其政」

對西藏，大清則另有政策，一方面對達賴、班禪等十分尊重，顯示對藏傳佛教的高度認可，作為滿清的官方信仰之一（畢竟薩滿教很難在現代社會普及化）；但同時又要避免西藏得到現代化管理，加上以金瓶製簽的方式干預其內部運作，以免尾大不掉。在「新香港」，自然也需要某種「信仰」，雖然代表這信仰的激進建制派、乃至紫荊黨一類「新香港人」會暫時得到表面的信任，但其實同樣也是花瓶。政權鼓勵他們宣揚「土生土長愛國主義」，以此作為「新香港意識形態」，但也不見得會讓他們掌握真正的權力。一如大清對西藏貴族不放心，北京對香港的海歸派、內地精英其實也不盡放心，擔心他們成為一個又一個馬雲，還是要在內部滲沙子。

4.  「絕其智而用其力」

大清對蒙古人則是「絕其智而用其力」，將驍勇善戰的蒙古騎兵編成八旗，卻以盟旗制度將之分黨分派，以免其過份團結。蒙古王公與滿清貴族通婚，但不能與漢人交往、不得學習漢文化，這是政權刻意讓蒙古各部低度開發、不能接受高深教育。在「新香港」，最有需要「用其力」的人只有一種，就是中環金融人，他們與國際接軌、也與國際既得利益集團互通，只要繼續讓中國資金「走出去」、國際資本「走進來」，香港其他的一切就算全部消失，在北京眼中，這依然是「一國兩制」，而且還是成功的「一國兩制」。對金融精英，政權大舉宣揚紙醉金迷的享樂主義，一方面強調抗爭搞亂香港、影響搵食、與共產黨對著幹是螳臂當車，另一方面容許中環精英炫耀富貴生活，一如蒙古王公那樣被供奉起來。其實只要中環精英覺醒，很容易明白自己的潛力，但在整個「新香港」氣氛下，政權要「絕其智而用其力」，則作別論。

5.  「抑其教而離其民」

對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民，大清刻意壓抑這個當時國內最國際化的宗教，並在回民內部製造分化，以免他們團結一致。同樣的精神，自然也在「新香港」出現，目標當然不是穆斯林，而是基督徒、「港英餘孽」。他們的西化價值觀、意識形態，都要被不時批鬥，也要讓他們內部不斷分裂，這既是防止出現有系統的抗爭，也是避免他們和「外部勢力」勾結。從前也是統戰對象的溫和民主派，現在只要有了「爭取民主」的原罪，也已經是敵我矛盾；「民主」變成政權要壓抑的「宗教」，再變成「滋生分離主義」的敵人，然後硬生生把大多數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逼向對立面，這卻能夠在「大內宣」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當年大清對回疆各部最為殘暴，但經手人例如乾隆、左宗棠都是一代名君名臣，根據「主流史觀」，何曾有人對他們的功業提出異議？

6.  「防夷章程」

面對未知底細的西方洋人，大清在康熙短暫的開明日子後，開始逐步鎖國，到了乾隆朝，更出現《防範外夷規條》，內裏列出的所謂「防夷五事」，包括禁洋人僱人傳達信息、禁洋婦來華、禁外商在廣州過冬、禁借洋人資本及聘請漢人役使、洋商的廣州寓所要被定期檢查。這背後的精神，根本就是《國安法》。想不到在21世紀，中國又再度以敵我矛盾的態度看待西方世界，連帶在好比當時廣州的香港這個最國際化的城市，也要一切推倒重來。

當然，歷史不會重複，以上政策更不可能簡單對號入座。但我們身在香港，畢竟要理解中央政權是如何思維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對權力有最強的慾望、也有最嚴重的不安全感。很多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common sense，放在那個權力框架當中，就會得到截然不同的上崗上線。這樣的思維，自然令人窒息。但現在不是嘆氣的時候，而是要學會如何在窒息的環境，繼續捍衛正常生活，與及我們真正的信念。踏入2021年，說明天會更好明顯是騙人，但漫無目的的放負，未免不負責任。以史鑑今，必然發現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組成，必然經過苦難共同體這階段。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香港人加油。

明報筆陣，2021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