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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國際事務時,如何將學院派的國際關係理論與現實生活結合,一直是學者有意普及學科時的最大難題。2011年,美國塔夫斯大學法律與外教學院教授Daniel Drezner出版了一本「think out of the box」的著作:《國際政治理論與喪屍》,由享負盛名的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論述一旦「全球喪屍危機」爆發,不同派別的國際政治理論會對各國政府的應對措施做出怎樣的預測。在風趣幽默的行文中,Drezner 對國際政治理論的運用,得到了業界同行的廣泛讚賞,成功也令我們鼓舞。

那「喪屍」究竟怎樣和國際關係掛鉤?在 Drezner 看來,與神話傳說中的「吸血鬼」和宗教故事的「惡魔」相比,「喪屍」出現的可能性,其實在現實世界是最高的。在本書開篇,Drezner甚至以「喪屍愛好者」的身份,詳細梳理了現實中與「喪屍現象」有關的種種研究文獻,這既是對學界沉溺於「文獻研究」的調侃,卻也是功力的所在。他接著回到國際關係本行,分析一旦「喪屍危機」爆發,各國政府的政策選擇必然受到不少限制,例如傳統的「外交斡旋」對喪屍們就如「雞同鴨講」;「核威懾」這一當今防止世界大戰的最有效策略,也對喪屍大軍不起作用,因為喪屍們並不知「恐懼」為何物。那麼在這種境況下,各國將如何採取措施應對?Drezner用國際政治五大理論為例,逐一分析了國際社會的可能應對:

「現實主義」(Realism)
現實主義強調,國際政治中沒有比「主權國家」更高的權威,即是在所謂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各國因為生存需要,追求己方相對收益和實力最大化。儘管現實主義指導下的國際政治看似最「殘酷」,但根據Drezner的論述,這一立場卻是最能適應「喪屍危機」的:喪屍不過是「黑暗叢林」中的威脅之一,與其他「敵國」並無二致,現實主義主導的國際政治環境不會因為喪屍出現,而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Drezner甚至推斷,純粹現實主義國家可能會與喪屍們形成戰術上的「默契」,彼此劃分勢力範圍,反而相安無事。而這一切,其實和納粹德國與蘇聯一度的互不侵犯默契異曲同工,甚至和目前以色列與「伊斯蘭國」的關係也有可借鑑之處。

「自由主義」(Liberalism)
與現實主義不同,自由主義認為即便在 anarchy 狀態中,合作仍舊是可能的,同時非國家組織(NGO)在國際政治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面對喪屍,自由主義者的外交伎倆就顯得捉襟見肘,因為人類與喪屍的合作似乎不大可能,反倒是喪屍群體內部的合作更值得研究:喪屍們從不互相攻擊對方,反而符合「自由主義」的合作假定。Drezner預計,自由主義主導的政府或許會就「喪屍問題」建立國際組織進行管控,不過也不能排除部分「左派自由主義者」結成類似於「喪屍權益保護組織」的NGO,提倡「大愛主義」,為各國聯合應對喪屍危機帶來阻力。

「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
新保守派是爭議最大的外交理論學派之一,年前在布殊政府任內權傾一時。在他們眼中,世界「善惡分明」,而為了弘揚「善」的理念,本國積極行動遠比依賴國際組織協調更為高效。喪屍無疑是「惡」的代表,一如在伊拉克戰爭中美國的立場,新保守派政府會對喪屍危機採取積極武裝干預態度,力求在危機爆發初期,就出兵打擊喪屍集中區域,避免它們擴散。「喪屍戰爭」如「反恐戰爭」一樣深得新保守主義者青睞,但Drezner懷疑,對喪屍大軍主動出兵,很可能會為喪屍軍團輸送更多「生力軍」,無疑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重蹈美軍在中東反恐「越反越恐」的覆轍。

「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
建構主義近年來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影響力日漸上升,重視人們主觀意念對現實政治的影響,認為連國家的概念也可以是建構出來的(state is what we make of it),那麼類似地,喪屍自然也可以是被建構的概念(zombies are what we make of them)。在建構主義者眼中,喪屍的存在,與其它兇猛的動物如鯊魚等並無本質上的區別,但喪屍之所以被我們視作「威脅」,乃是因為它們違背了「不以食人為唯一生存方式/樂趣」的「社會規範」,所以才為國際社會所不容;只要規範改變,就能找到和喪屍和平共存的準則。(不過順帶一提,鑒於近年來注重環境問題相關社會規範的「環保派人士」話語權愈發強大,Drezner亦表示,可能會有人認為喪屍才是符合「環境友好」的社會規範的存在,因為它們「行動都用步行、只吃有機食物」,這自然也是對左翼活躍分子的調侃。)

「官僚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
這一理論派別打通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聯繫,著重考察國內政治機制,對外交決策和國際關係的影響。在面臨「喪屍危機」這一重大國際威脅時,國內領導人(如總統)往往會更受到民眾的歡迎和仰賴,因此政府、尤其是領導人本身的行政權力,也更傾向於擴張。不過這一效應的出現,並不等於各國均會採取更有力措施應對危機;正如Drezner指出,國內不同派系政客也可能利用「喪屍危機」為自己競選造勢,將「喪屍」政治化,反而導致政府不能迅速對事件作出反應,危機因此更可能迅速蔓延。

通過上述各國際政治理論的分析,Drezner向我們展示了一旦遭遇「喪屍大軍」,國際社會將可能如何應對。在作者看來,這一思考是「未雨綢繆」,非常有其必要,正如當年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指出,戰略的要義不只是了解「known unknown」,更是意識到「unknown unknown」,而後者尤其需要打破傳統思維定式。事實上,所謂「unknown unknown」,只要借代到現實案例,無論是伊斯蘭國、還是黑客集團,都能對號入座。在敘述種種情景的同時,Drezner對各大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的介紹和應用教人拍案叫絕,這無疑也是對常年困於「象牙塔」內自說自話的學人們的啟發:實現學術價值的途經,不只有故作高深自說自話,而且不是所謂「影響因子」可以衡量的。

小詞典: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

政治學家John Mueller提出的政治概念,用以描述「每逢國際衝突或戰爭,美國總統的國內支持率就開始上升」的效應。在近代史上,古巴導彈危機中的甘迺迪總統、伊朗人質危機中的卡特總統、海灣戰爭時期的老布殊總統、9/11後的喬治布殊總統等,都經歷了民意支持率上升的階段。目前學界普遍認為,美國愛國主義和國會反對黨在危機中對總統的支持,都是導致這一效應產生的因素。

信報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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