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時空🇹🇼】香港青年偷渡案：台灣記者鐘聖雄觀點有違國際慣例 (Patreon)

香港青年偷渡案：台灣記者鐘聖雄觀點，有違國際慣例

日前台灣記者鐘聖雄高調批評民進黨政府，認為蔡英文當局雖然口說支持香港，其實對香港青年不太支援，並自言「協助了五名香港青年經東沙島偷渡到台灣」，他們成功到達後卻被政府扣押在高雄、不能對外通訊，結論是建議香港人不要到台灣云云。事件在台灣迅速發酵，引來朝野熱議，政府也傳來闢謠，證實五人一直可以對外聯繫。作為香港人，我們自然不鼓勵任何非法行動(頭盔)；但無論立場如何，單循技術層面，這位記者的主張，卻是明顯不符合國際慣例的。從以往歷史，我們可以參考以下五點：

1.  台灣政府、或任何政府收容哪些個人，都是各地自己的內政。台灣官方近月對香港的政策，包括安排特殊通道，都屬於這類，因為當事人依然可以合法離開香港。但假如台灣政府公開鼓勵香港人非法偷渡到台灣，這就涉及另一方的內政，也就是直認不諉的干涉別人內政，這是各國政府都會非常避忌的。除了政治原因，這也暗示了對方可以以對等方式報復，而且已經升級到外交/外事行為。曾幾何時，台灣倒是有明文政策，鼓勵對岸機師連人帶機過來「投誠起義」，到台後更有真金白銀的黃金賞金幾千兩，前後發生了十多起；但後來兩岸關係緩和，這類行為在國際社會也普遍認作疑似恐怖主義，已經不再被鼓勵，這樣的政策改變，即屬例子。

假如他們是脫北者……

2.  假如爭取的是對偷渡入境者，予以酌情處理，其實世界各地政府（包括中國大陸、香港、美國、俄羅斯）都會這麼做。雖然大家都希望陽光政策，但這類行為卻很難有絕對清晰的指引，例如港英政府昔日處理大陸非法入境者的「抵壘政策」，一旦明文規定了，那些「抵壘」而有別有身份的人，就很難回絕。又以朝鮮半島的「脫北者」為例，假如他們到達鄰國日本「抵壘」，日本也依然當他們是非法入境者，然後「酌情」送到南韓，但期間一定有一個簡單審查；假如中門打開，甚至主動鼓勵他們「投誠」，在北韓眼中，這和當年北韓綁架日本人到平壤「服務」，又有甚麼分別？「脫北者」到了南韓，南韓政府情報機關再有非常詳細、以年為單位的審查，確保來的不是北韓間諜，但相信漏網之魚也不少。南韓會接收「脫北者」，因為根據大韓民國憲法，整個朝鮮半島不分南北，「首先都是韓國人」，所以不存在「國際關係」問題；假如南韓人走到北方「脱南」，邏輯上，北方的處理，也是一樣。但假如脫北者走到中國，中國大多會直接遣返北韓，有時卻又會收留部份具戰略價值的人、或隻眼開隻眼閉，因人而異。總之，這就是國際關係。

3.  台灣比其他政府，更難公開有這方面的對港政策，因為台灣人員在中國大陸、香港，都沒有外交豁免權，他們的官方身份，其實和任何在中國工作的普通台灣人無異，甚至連未來有沒有這樣的對口單位存在，也是疑問。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接受香港人，理論上也是「中華民國港澳地區」的「內政」，要當局以白紙黑字的「難民法」處理，也難免觸及大量涉及整體兩岸關係的敏感政治盲點。假如台灣官方政策被中國認為是「鼓勵」、「煽動」中國（包括香港）人偷渡，在香港的台灣代表們，就會變得高危。因為這個政策假如來自官方，自然是需要執行的，豈不是說台灣在香港的代表有職責要「顛覆香港政權」？港區國安法寫得如此寬，一大原因就是針對台灣；很多條文香港人看來莫名其妙，其實也是針對台灣。現在有了「人證」，用批評民進黨政府不夠進取的方式，「指證」台灣有參與協助香港人非法偷渡，並要求他們做得更多，正正是犯了外交/外事「水至清則無魚」的大忌。

4.  這名記者批評民進黨當局，「扣留」5名香港非法入境青年，不讓他們聯繫律師和向香港家人報平安。這邏輯上就說不過去：假如5人依然能和這位記者聯繫，也就是可以通過他和外界、家人聯繫「報平安」；假如這位記者和他們聯繫不上，又怎知道他們不可以和家人聯繫？加入是5人拖這名記者傳話，則應該表明其代言身份。假如過去一年（只是假如），還有其他香港青年以「自己的辦法」到達台灣，也必然有一些他們身邊的朋友知道，要是一律「人間蒸發」，不可能不通天。而假定今次這5人是第一波，根據這位記者的說法（即國安法通過前、港人比現在容易通過非法渠道走過對岸），似乎也不大符合邏輯。通常各地政府處理這類非法入境者的酌情，都會和當事人有一個協議，例如說不鼓勵從事哪些高調行為，如違反則可以驅逐出境等，即使是斯諾登這類最高調的特殊案例，也是如此。至於如何協定，自然是case by case處理。

假如黃雀行動全程live直播……

5.  我們再以當年拯救中國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比較，行動成功救出了數百人，包括最敏感的吾爾開希等學運領袖，但到了事情在社會曝光，都是六四十年之後的事。前提是台前幕後有關人士的安全已經大致受到保障，因為政治氣氛改變，參與者就是被發覺，風險也變得有限，例如頗高調「被公開」有參與的一些藝人，也能走到大陸拍戲。此外，很多國際級的類似營救行動，負責人更是一生隱姓埋名，公開身份和參與的行動截然不同，有充份防火牆、白手套，才能便宜行事，這才是國際慣例。假如過程中有任何人公開，所有有關人士的安全，在風眼當中，就容易受到最大挑戰。黃雀行動自然也出現過不少差池，包括有人被營救失敗、有參與者或中介人因為逃避公安而遇上意外傷亡，期間也肯定有失信行為，司徒華事後就對某些「蛇頭」不無質疑。但假如稍有期望落差，局中人就按耐不住高調公告天下「捉鬼」，打草驚蛇，令對岸有心同情的人也難以「hae執法」，恐怕世上沒有營救行動可能成功。

身在台灣，看見台灣朝野因為這位記者的片面之詞，大動肝火，各執一詞，而令香港人再次成為磨心，親痛仇快，也實在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