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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曾銳生博士這本書,主要是港英時代官學生/政務官歷史的文獻研究,但除了「AO學」這個題目本身,也同樣可以從國際關係角度閱讀:

1. 港英早期官學生是香港、海峽殖民地、錫蘭等統一招募,經常以比較政治視野閱讀這些地方的異同,例如金文泰離開香港之後就是到新加坡、馬來亞,洛克離開香港到了威海衛。這種經歷,令他們有很多本地人想不到的視角,去滲入香港的管治模式。

2. 英國推出「官學生」制度,也有自己的trigger points,例如克里米亞戰爭英軍表現欠佳,缺乏在地視野,令英國意識到人才培訓要改變。

3. 港英一直由殖民部的官學生系統派出港督管治,直到葛量洪研判1949年的香港,最重要的管治問題不是內部問題,而是中英關係,所以建議改由外交部管理香港,這是「政治顧問」一職的緣起,也令麥理浩、尤德一類外交官領導了港英的最後歲月。

4. 楊慕琦民主化計劃的流產,就是因為葛量洪有截然不同的研判:「政改」根本不是問題,只要中英關係OK,一切就OK,反之亦然。他甚至拒絕英國以「city-state」取代「colony」為香港身份,就是怕觸怒中國。這樣的觀點,影響了數十年香港精英的指導思想,也影響了中國精英的香港觀。香港民主化、本土化的交匯點,全在於此。

5. 洛克是令新界有今日面貌的關鍵人物:既是香港一部份,又不同於香港、九龍管治,他原來甚至曾提議設「新界commissioner」一職,讓新界事務自成一國處理。由於他也是漢學家,懂儒學,新界「一地兩制」才得以出現,這也是他日後管治威海衛的指導思想。

6. 「官學生」設立時,英國並沒有考慮中國儒家科舉制度,結果卻暗合中國「父母官」的定義。到了二戰後,更多AO自覺要成為「父母官」,儒家思想反而在港英管治佔有一定位置。

7. 英國殖民地紛紛獨立後,各地的英國政務官不少被「回收」到香港,例如從剛獨立的非洲,結果帶來了更多國際視野,這方面的歷史,一直沒有被書寫。

8. 香港的英國官學生也不一定對英國忠誠度高。例如二戰期間,居然有愛爾蘭官學生聲稱自己「不是英國人」,愛爾蘭在戰爭中立,所以願意效忠日治政府。戰後自然裏外不是人。

9. 1949年,中美爭奪國民黨在港飛機的「兩航事件」期間,美國對英國的恐嚇非常具體,就是假如飛機不送去美國,可能不讓英國參加戰後的馬歇爾計劃。最終英國採取buy time策略,幾年後解決讓飛機「送美」,中國倒也沒有過份反應。

10. 早期有官學生前,香港官紳、商人實質上是自治,並以文武廟為權力中心,領袖都是英國佔領下起家、從前不可能冒出頭的低下階層。想到豔星李華月二十年前在文武廟拍寫真,原來也充滿「國際視野」。

11. 戴維斯、金文泰、洛克、衛奕信等中國通先後管治香港,加上溥儀帝師莊士敦管理威海衛,可能是人類歷史上鮮有的「中國通管治實驗」:他們永不可能管治中國大陸,也不可能在英國發揮,結果在香港這個地方,卻製造了一個奇蹟。

12. 陳方安生是首批女性AO,即使在英國歷史,也具有劃時代意義;她和同期的香港「手袋黨」、鄧連如等女強人,乃至戴卓爾夫人這位英國歷史上首名女首相,都在打破玻璃天花板。假如她能成為香港特首,也會打破中國的玻璃天花板,然而事與願違。

13. 英國經常和香港利益衝突,港督都是站在香港一邊,例如1949兩航事件、60年代英鎊貶值、居英權計劃等,以英國任命、沒有民意認受的官僚而言,非常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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