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家書大長篇】陶國璋、趙善軒新書《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序 (Patreon)

飄零與再飄零：立足香港的哲學思辨，面對憂患現實的靈根再植

陶國璋教授、趙善軒博士合著的新書《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書名源自中國新儒家代表人物、創立新亞書院唐君毅先生的名句，承傳了新儒家對亂世的憂患意識。兩位新亞學人以我們珍視的香港過渡到當刻「新香港」的社會現況為基礎，談論中西哲學的異同，手持思方利劍刺穿上位者的盲點，給予身處飄零世代的你我洞見社會真相，思考未來的可能。

回首前麈，昔日的飄零，和如今的「再飄零」極其相似。1961年，唐君毅發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一文，認為海外華僑因東南亞各國政府的壓抑，海外華僑社會將面臨全面崩潰。1964年，他發表了另一篇文章《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就現實的局限提出了應對方法：

「一切人們之自救，一切民族之自救，其當抱之理想，盡可不同，然必須由自拔於奴隸意識而為自作主宰之人始。而此種能自作主宰之人，即真正之人。此種人在任何環境上，亦皆可成為一自作主宰者。故無論其飄零何處，亦皆能自植靈根，亦必皆能隨境所適，以有其創造性的理想與意志，創造性的實踐，以自作問心無愧之事，而多少有益於自己，於他人，於自己國家，於整個人類之世界。」

面對中華民族的苦難，唐君毅正視現實，花果縱使飄零，能夠獨立自主的人，依然可以靈根自植，以待將來時機許可再創一番事業。此種憂患意識，顯見在那一代因中國共產黨專政逃難到香港、台灣的新儒家學者，其中錢穆、張丕介、唐君毅等在1949年到香港創立新亞書院，以行動表達何謂靈根自植，希望藉由學術保存中共摧殘的真正中華文化，皈依普世價值，並且與國際接軌對話，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充滿獨立思考能力的香港人。無論我們是否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是否讀過哲學，其實廣義上，都已經是南來文人的學生。

這靈根卻因近年正式失去自由的香港面臨新一波危機，敢於思考、道出真相的知識分子，不少無奈四散至海外尚有自由的國度，才能保存獨立自主的人格，繼續昔日以為是理所當然的思考討論。按此一歷史脈絡，陶國璋教授、趙善軒博士的新書延續、深化了上世代的議題，面對「再飄零」世代，為你我提供「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使靈根能夠再次自植於當下。

《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收錄了兩人十四次的精彩對談，立足香港，橫跨古今中外，像〈牟宗三的「內聖外王」思想與唯物辯證法的思維虛妄〉、〈馬列史毛主義者對權力的迷戀：何以致死不渝？〉等，談新儒家政道與治道之別，批判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無視道德，馬列史毛主義者戀棧權位的弊病；〈民主的價值：「獅子與狼」之喻〉、〈自由：普世價值的探索——蕭若元與哈佛博士吳錦宇的辯論解析〉、〈為何有人支持專政？〉等，比較中西哲學的良知、自由、專政等概念定義，現代面臨的挑戰及其價值；〈青年人的困境與對策：防止他們陷入絕望，論「生於亂世」的命題〉、〈陣營的對立：探討道器之爭與暴發戶、小資產階級的矛盾〉等，分析香港時事所呈現的社會問題，關心市民面對的困境，都一再體現公共知識分子對世界的關懷。

這些本應常見的公共事務討論，隨著2020年香港政府實施《港區國安法》，已經不容於香港社會，亦一再印證「再飄零」的事實。香港人面對離散時代、社會撕裂的現況，都希望能夠繼續保存獨立思考、人格，而非全面屈從於利維坦的鞭子和糖果，成為唐君毅筆下人云亦云的奴隸。

那麼，香港人的靈植如何自植？這本書正呈現了新亞學人的典範，許多極具啟發的哲學對話，都能讓我們擁有厚實的思想裝備，學習新亞精神的「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繼續前行。

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和張君勱四人共同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面對故土蹂躪於極左鬥爭政體的悲劇，用個己生命詮釋了憂患意識：

「真正的智慧是生於憂患。因為只有憂患，可以把我們之精神從一種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來，以產生一超越而涵蓋的胸襟，去看問題的表面與裏面，來路與去路。」

陶國璋教授在《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說，他們這些對談，都是為了承接過去先哲的智慧，以自由討論延續文化生命，使靈根再次自植於當下。關於智慧、自由和靈根，往往在我們面對憂患困境時，最能解放及展現出來，個人如是，群體如是，民族亦如是。且讓我們一起正視現實，看清亂世種種煩囂，走出屬於新世代的理想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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