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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陷入大危機,已經沒有任何懸念,但何去何從,不同學派都有不同答案。很多評論認為習近平的極左路線,顛覆了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以來的市場秩序,造成今日的危機。但美國著名經濟學者 Paul Krugman 就認為背後有更多結構性原因,比個人因素重要。

Paul Krugman 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代新興凱恩斯經濟學派領袖,主張政府、央行的經濟政策可以糾正市場弊端。這一派認為中國這種舉國體制政權,過份干預了自由市場運作;但假如單純讓市場放任自流,或像美國共和黨那樣偏袒富人,也會造成嚴重社會問題。換言之,美國民主黨主流派和他的立場最相近,因此他的斷症,也多少代表了民主黨政府的思維。

對中國當刻的經濟危機,Paul Krugman 日前在《紐約時報》撰文,認為根本問題在於中國人的「節儉悖論」:就算賺了錢,也不願意投放回到市場,企業銀根短缺,投資於短期回報的低技術項目(例如房地產),只要外貿增長放緩,就再也沒有多餘的錢流傳,一切就頻臨崩潰。這些跡象的根源在於中國體制,習近平不過是「加速師」而已。這觀點正確嗎?

為甚麼中國人喜歡儲蓄,除了傳統文化不習慣西方那樣「先使未來錢」,企業也不習慣這樣借貸予人民,自然也和政策息息相關。中國一方面發展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強調舉國體制,合法走資很困難,又不時有「共同富裕」政策,市民永遠不能確定賺到的錢是否真正屬於自己,總是千方百計將儲蓄弄到境外安全地方,反而在其他地方可以製造財富效應。留在中國的消費,不少都是低檔次的,而且所得很多又回到公營機構控制的企業,同樣造成大量浪費和資源錯配。

這是最惡劣的「中等收入陷阱」。

另一個 Paul Krugman 強調的原因是社會福利有限之下的一孩政策,令中產都不太相信可以「養兒防老」,反而要預留更多悖備讓下一代「贏在起跑線」。中國雖然號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提供的社會福利網並沒有與時並進,依然是改革開放前的水平、甚至有所不及,一般人都知道不可能靠退休金過活養老。這和西方的社會福利主義國家、乃至台灣有根本不同:雖然稅很重,但優質教育、醫療近乎免費,有任何儲蓄而不用,都有點無無謂謂的感覺。

這裏不是要討論 Paul Krugman 的理據是否 / 有多正確,重點是他代表了民主黨傳統精英相當一部份人的觀點。在這派眼中,中國也好、美國也好,解決經濟問題都(好像)可以很簡單:

「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法是刺激消費者支出。讓國有企業與工人分享更多利潤。強化社會保障體系。在短期內,政府可以直接給人們發錢——像美國那樣發支票。」

以習近平路線,這樣做自然是不可能的:他不信任私人企業,認為是「與國爭利」;堅持政府開支要用於「大事」(例如維穩費、軍費)、而不是促進人民生活幸福;又不能採取北歐式福利主義經濟政策,因為國家其實沒有那麼多資源,去對全民提供如此質素的福利網;到了最後,只能怪責外資不來中國讓中國人賺錢,從而以民族主義為「解決」一切的手段。

但換句話說,對 Paul Krugman 而言,中國只要「糾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繼續本來的全球/中美相互依賴體系。他對特朗普的中美貿易戰非常反感,認為是雙輸,相信只要中國改變路線,美國政府就不用以中國為對手。

這種經濟學者的觀察,忽視了經濟學以外的重要一點:就算中國政府完全採用他的經濟公式,目的依然是製造「銳實力」,去讓國際社會逐漸不能擺脫中國那一套價值觀。現在因為中國的內部問題,令西方國家有機會反思這種結構性依賴,反思過去是否用短期的獲利,協助了一個極權經濟體的誕生。中國的經濟危機大部份是極左路線造成的,不能以平等角度對待國際投資,妄圖以自身價值觀通過經濟數字影響全球,結果因為要貫徹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逐漸令市場失去裡裡外外的吸引力,這才是問題根源所在。

假如不清楚認識,就不可能戰勝中共政權的銳實力,斷症錯誤的後果,才是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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