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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必然引起分化的題目,不過似乎不少讀者希望談談。這裏會儘量避免涉及任何對人的評論,集中思考結構性問題。我從來相信:結構比人重要。也很討厭電子唐人街的泥濘,只會內部分享,說過就算。還是先從歷史案例開始:

袁弓夷先生提出「香港議會」構想之前,流亡英國的鄭文傑就有過類似的「影子議會」建議(他名列第一批被《港區國安法》通緝名單,這個建議似乎才是主因)。這類建議大概是參考了世界各地的流亡議會,例子非常多,例如在我們多次介紹過的 UNPO「小聯合國」(不被代表國家和民族組織),就有過百個現任或前任成員成立了 / 成立過類似組織。

它們當中有些對所屬族群有無可爭議的代表性,例如西藏流亡議會;也有一些純粹像是幾個人湊數的學生習作,明顯不是認真(還記得十年前香港出現過的「網上滿洲國」嗎?)。不過通常情況是每個族群分裂為幾股主要勢力,有幾組有一定「局部號召力」的人互不統屬,而有各據山頭,例如海外維吾爾人的組織(世界維吾爾大會本來是大台,但近年這個大台不斷被「拆」,有關故事要是大家有興趣,日後可以再談)。

成立這類海外議會的目的是甚麼?無論是為了整合內部實力也好,在國際社會方便和其他政府互動也好,建立互助機制協助族人也好,純粹維持存在感也好,這類議會要達到成立的基本門檻、在國際上不太失禮(已經不一定需要是「成功」),只有兩個途徑:要麼有眾望所歸的人 / 人們牽頭,提供先天的公信力;要麼真的有非常強烈的「人民」呼聲,以致無論誰人牽頭,都能成事。如果是後者,還要有一個可以量度、不會引起大爭議的方式和機制,去顯示、具體化這種「呼聲」。

海外藏人的流亡議會,在同類組織當中,也許已經是最成功的。但西藏的案例,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十年前,我到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達蘭薩拉,除了訪問過達賴喇嘛,也訪問過西藏議會的議員、被中共標籤為「恐怖組織」的激進勢力藏青會代表。如果說猶太人難以直接參考,西藏人大概更難。

首先,達賴喇嘛的地位形成於幾百年前,無可替代,中共難以動搖,挑戰者也很難挑戰,而且根本沒有任何挑戰的動力。而達賴喇嘛是加持這個議會的。西藏在1951-1959年,根據《十七條條約》,本來在中國享有類似「一國兩制」的地位,達賴喇嘛的噶廈政府有一定的西藏人民認受,而不少這個政府的成員,都跟隨達賴喇嘛離開了西藏,而沒有非常重要的人反對有關制度構想,這也給予了流亡政府、流亡議會更多公信力,可以傳承自這個噶廈體制。

當時這批逃離西藏的藏人,大都集中居住在北印度的達蘭薩拉,印度總理尼赫魯大舉收留藏人,自然是為了和中共討價還價,也涉及統合內部力量、與西方博弈等計算,非常複雜。既然達蘭薩拉形成了當時全球最集中的流亡藏人社群,就容易反映集體意志,就算當時有網絡(自然沒有),也不用靠網絡投票。有沒有具體需要,不能騙人,只要考察達蘭薩拉,就一清二楚。

而這群人群居之後,自然需要管理架構,議會的功能有其實際需要,因為流亡政府已經負責照顧流亡藏人的衣食住行。更重要的是流亡藏人已經是一個實體,需要和世界各國、特別是印度政府週旋、簽署各種文件、爭取各種待遇,除了達賴喇嘛、政府成員,有「民意代表」提高整個政府的認受性,在談判期間,也非常重要。

香港人目前的狀況、條件、情況,和上述西藏案例相比,自然非常不同。

(待續)

▶️ 袁弓夷:如何與政見不同家人相處:「我和兒子關係堅如磐石」(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3ijOtT0z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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