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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是我2009年發表的文章,當時是六四20週年。如今看來,彷如隔世。】

在六四20周年,有評論認為香港今年連串悼念活動乃「外國勢力與少數港人內外策劃的結果」,或相信若紀念六四「不符合西方國家利益」,港人就不一定熱中。作為專注國際關係的港人,筆者一直研究中國民族主義和中美互動,數年前開過一門關於香港涉外關係的課,對相關邏輯略有考據,並在筆記錄下10個悖論。它們應用於上述論據,也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1.根據「外國勢力論」,國與國的衝突是敵我矛盾,國家內部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前者凌駕後者,辯證是「敵人」主張的就是對「敵人」有利,對「敵人」有利的一定對「人民」不利——這是一個悖論。例如自從美國發表各國人權狀況白皮書,中國也針對美國人權狀況發表白皮書,假如美國跟隨中國報告改善國內人權,其實不一定對中國有利;就是對中國有利,改善美國黑人待遇也不會對自己不利。舉一反三。

2.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人渴望推翻中國政權,自然也會捍衛其自身政權——這是一個悖論。甘迺迪被殺、越戰、水門事件等,令美國行政機關權力大幅下降,立法機關坐大,也未能承繼行政機關的執行力,這是威望盡失的美國政府的真正危機。然而美國國力不見大幅削弱,因為新興非國家個體已開始接收部分能動力。真正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是成熟的、能匡正當時政府缺失的公民社會,而不是政府本身,這才是以「大局為重」的人民。

3.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的主體自然是「國」,三權分立、民間組織,一律都是國家機器的幌子,全球化的「國將不國」論述也是西方欺騙發展中國家的陰謀 ——這是一個悖論。外國組織有自由意志是客觀事實,不少更以本國政府為目標。根據建構主義學派,蘇聯崩潰的關鍵是話語權戰多於硬權力戰,而話語權戰爭的推動者多是各國民間組織,包括源自蘇聯本土的。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促成蘇聯崩潰的組織,多以1970年代的反美反戰運動起家,華府也是運動針對目標之一,可參閱David Meyer的論文「和平人權運動與冷戰的終結﹕國家之上、之外和比鄰」。

4. 根據「外國勢力論」,「外」的定義是清晰的、非黑即白的——這是一個悖論。在全球化時代,早已不可能輕易定奪內外,例如年前內地出現反日運動,一度湧現罷買日貨風潮,但轉瞬無以為繼,因為這已不是五四運動的年代,「日貨」的資本、勞工、原料、知識產權早已國際化,內裏中國利益甚多。假如「罷」的對象是從內到外再到內一切牽涉「日」的東西,效果可能和罷買國貨一樣。文革期間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共元老兼特務之父康生有一門絕學,能把所有有需要的人演繹為特務和叛徒;他名聲恐怖,但同時是公推的才子和文化領袖,書畫造詣和齊白石齊名,時人稱「康老」。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一切難為內外定分界,而根據六度分隔理論,任何人都可輕易和外國勢力/愛國勢力扯上關連,康老絕學已流落民間。

5.根據「外國勢力論」,影響別國內政的嘗試都是黑暗的、秘密的——這是一個悖論。國內外的利益互動,也可以變成正常機制﹕若論美國本土政治最具影響力的組織,各國游說團當名列前茅,它們公然以不同手段影響議員投票、政策制定,以迎合本國利益,更不時與本國在美僑民「裏應外合」,捐款規定並不能對它們制約多少。除了以色列、阿美尼亞等,最著名的游說團原產地還有從前的中華民國,以及近年積極開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待續)

▶️ 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元教授:十年前只有六個人出席:六四晚會在台灣為何必須辦下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iB4xAStgk

*改編自沈旭暉曾發表於《明報》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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