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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戰爭之後,最終英國和新界鄉紳雙方達成共識,英國的新界管理哲學,就是從印度土邦、非洲酋幫那裏挪用過來:將新界劃分為不同區域,尊重原住民村長,同時在殖民政府之下成立一個城市沒有的「理民府」,向主管新界的最高機構「新界政務司」負責。

而官員在管治過程中,則把指令通過氏族領袖下達原住民,中介人的社會地位和利益,則予以保障。後來1907-1912年擔任港督的盧吉爵士(Frederick Lugard),之前、之後都在北尼日利亞殖民地任職,在當地和酋長周旋的經驗,就完全應用在新界鄉紳身上。

為了讓鄉紳得到香港殖民地更正式行政身份,1926年,港督金文泰成立了「鄉議局」,把鄉紳吸納為殖民地精英。除了讓他們作為(不見得有民意基礎的)「民意代表」,早期甚至連一些民事案件,也交由鄉議局辦理,讓鄉紳當最高仲裁者。

結果,新界的地政、稅收、建設、福利等行政事務,都由鄉紳負責落實,然後再上繳予港英殖民政府,中間的具體利益,自然十分龐大;新界人對英國的忠誠度,自然也越來越高。

這套哲學持續到香港主權移交前,新界領袖一方面基於傳統「民族大義」,自然要對主權移交(「回歸」)全力支持、大事慶祝;另一方面卻非常擔心英國人走了,自己的「間接管治」特權,反而會被「自己人」北京根據中共「改土歸流」的「一國」由上而下大原則,而逐步取締。

年前「新界王」劉皇發逝世,其實正是百多年間接管治新界哲學的終結。雖然日後新界的小衝突或會出現,但大方向大概和香港的命運一樣,不能逆轉了。《港區國安法》生效後,鄉議局同樣是整肅對象,之前已經談過,不贅。

說起來,間接管治的哲學雖然簡單,卻不容易掌握,也不是每個殖民政府都願意這樣做。英國是最成功的例子,每每能夠從總部派出極少數殖民官,再通過引入其他外來民族、扶植洋化精英、籠絡地方領袖、分而治之等方式,既維持社會穩定,又減少和本地人的直接衝突。

與之相比,法國、西班牙等在東南亞的殖民手段,就直接、強硬得多,殖民地內部反抗勢力也源源不斷。不像新界鄉紳打過「六日戰爭」後,就搖身一變,成為港英管治的忠實夥伴,甚至連那場戰爭,也被刻意淡忘。直到主權移交後,因為政治需要,才重新予以宣傳。不過滄海桑田,世界已變了樣矣。

▶️ 漢學家金文泰爵士的「古文化防火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0xvLCRgnIs

*改編自沈旭暉曾發表於《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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