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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擔心美國目前支持烏克蘭戰爭的民意早晚會滑落,而事實上,在俄烏戰爭中,美國及其盟友在對烏克蘭的支持上也依然謹慎,一直避免直接出兵,以免與俄軍有機會直接交鋒。這多少源自美國當代歷史的陰影:無論是六、七十年代的越戰,還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都引起大規模反戰運動,令美國政客深信美國民意不可能長期支持要自己國民犧牲的戰事。

這是事實嗎?

費弗(Peter D. Feaver)、格爾皮 (Christopher Gelpi)、賴夫勒 (Jason Reifler) 等三名國際關係學者,早前在《Foreign Affairs》撰文,就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讀。他們分別是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和公共政策教授、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英國埃克塞特大學政治學教授,擅長於研究輿論及軍民關係,著作分別有《感謝您的服務:公眾對軍隊信心的原因和後果》、《支付戰爭的人力成本:美國公眾輿論和軍事衝突中的人員傷亡》等。

這三位學者從「越南綜合症」和「伊拉克綜合症」說起,認為美國當年參與越戰的初期,其實得到公眾和兩大黨的大力支持。但那是建基於認為美國可以迅速取得勝利,隨著戰事被拖延,造成美軍龐大傷亡,就令輿情逆轉,自此「越南綜合症」一直困擾著美國的決策制定。他們甚至形容為一種「病態信念」,令決策者誤以為公眾對軍事行動的支持只會一瞬即逝,對美軍能達致原定計劃的決定性勝利永遠抱有懷疑態度。

這「病徵」雖然在八十年代有所減弱,但美國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迅速制勝,反而加強了這觀念,也就是相信美國公眾只會容忍短期、且低傷亡的軍事行動。

到了2003年,美國與盟友出兵伊拉克,初時也得到相當大的公眾支持,但戰事沒有完全按原定軌跡發展,迫使喬治布殊政府向伊拉克增派更多軍隊和資源。雖然戰爭輕易推翻薩達姆政權,令伊拉克新政府成為美國的阿拉伯盟友,但戰爭規模之大、以及包括生命在內的代價之高,與戰爭倡導者的預期相比,令伊拉克看起來更像是越南模式的教訓。

「伊拉克綜合症」再次令美國領袖認為美國人害怕傷亡,深信只有在毋須付上生命成本的情況下,美國人才會支持軍事行動;倘若美國士兵生命受威脅,就必須班師回朝。更重要的是,領袖在「伊拉克綜合症」的困擾下作權宜計算,認為公眾不願意承擔維持國際安全承諾的成本,便逐漸形成一種類孤立主義的立場,使美國逐漸陷入對國際暴行干涉也不是、不干涉也不是的兩難局面。

作者指出「伊拉克綜合症」在美國決策圈中很普遍,例如奧巴馬在面對敘利亞內戰引起的人道主義災難,以及伊斯蘭國(ISIS)威脅整個中東之時,仍然避免進行有意義的直接干預。特朗普儘管對北韓、伊朗和 ISIS 的言論相當進取,但還是謹慎地避免與前兩者直接衝突,針對ISIS的行動也是以中東盟友(如庫爾德人)為主力。今天拜登對烏克蘭的支持亦同樣謹慎,將美國的參與限制在情報共享、武器供應,以免跌入越南、伊拉克式的無底深潭。自 2004 年的總統大選以來的每一場政治辯論中,任何軍事力量的展現,都很自然會受到美國鴿派狙擊,說成重蹈「入侵伊拉克」的覆轍。

好了,以上的理解,錯在哪裡?

▶️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孔誥烽教授:從華府核心外圍看拜登烏克蘭政策:前瞻美國出兵兩大可能性(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9SPQDINI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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