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家書大長篇：六度空間內的名字，難以入眠的新聞 081】矛盾論與《給十九歲的我》 (Patreon)

在香港電影小陽春之中，本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頒了給《給十九歲的我》。評審的投票結果可以有兩個解讀：一是覺得這齣紀錄片的藝術水平真的很高，至於電影背後的爭議，都與他們無關，這才是專業表現。二是認為這齣紀錄片和導演雖然有問題，但受到不成比例的抨擊，於是作為同業人，要為他們平反，出一口氣。

當然，也可以是兩者兼而有之。

早前介紹過很多次，中共以矛盾論為看家本領，一切大小事情都要煽動二元對立，甚麼都要一分為二，「勇於鬥爭」。因為通過鬥爭，才能分化，才能當仲裁者，才能激發人性邪惡的一面，才能瓦解互信，才能方便管治。

《給十九歲的我》是一個例子。本來一直存在的爭議，因為導演處理不善，變成龐大風波。在今日「新香港」，真正的大爭議都不能討論，群眾心照不宣的將不滿發洩到可以發洩的對象身上；而被批評的一方，又會主動或被動動員支持者聲援，情緒就會現形。

張婉婷的政治光譜本來大概是「中間偏淺黃」，但從來電影才是她的primary identity。但此刻的藍絲輿論，說她因為加入了政府委員會，而被「同路人」批鬥，讓一齣「好好的電影」被浪費掉。另一方則覺得這是上一代、上位者、既得利益者系統性剝削兒童和下位者的大是大非問題，絕不能姑息。

《給十九歲的我》的團隊，當晚面對人生抉擇：究竟是附和這個矛盾論，依附其中一方，作絕地反擊？還是有超然於自己電影人身份的大局觀，用這機會來化解矛盾，而且不只是關於這齣戲的矛盾，還是整個社會、世代的矛盾？

當他們獲獎時，其實可以這樣說：

「我們知道這電影出現不少爭議，也為我們沒有及早處理好爭議而對受影響的朋友衷心致歉。我們作為電影工作者，未能注意不同持份者的感受和利益，以為 『拍左先算』的態度就是專業，其實卻是與時代背道而馳；感謝電影的被訪者和我們上了寶貴一課，這個電影外的一課，才是這時代最寶貴的紀錄片。我們感謝金像獎評審把這個大獎頒給我們，但我們認為這個獎是屬於公眾的，屬於過去一年付出努力的大量年青電影工作者的，和屬於整個社會的；要是沒有他們，評審也不會覺得紀錄片在這個時代的可貴。所以我們決定不領取獎項，把獎項捐出來，作為時代的見證。」

這樣一來，其實對電影團隊毫無損失。他們需要的榮譽已經得到，對反對聲音釋出善意，在支持者心目中是大局為重的風度，對公眾也傳達了更正面的訊息。

但這個團隊明顯活在自己的世界，明顯充滿怨氣，明顯被激怒了，覺得自己是受害人，這個晚上是屬於自己的，必須吐氣揚眉。這樣的情緒，正是中共鬥爭哲學最擅長捕捉的，將人性的七情六慾無限放大，不自覺的將負能量盡情釋放，到了不能逆轉、不能回頭。

無論是牆內還是牆外、做任何行業的香港人，這才是最寶貴的一課，必須及早掌握，才能迎接日後更nasty的到來。

▶️《給十九歲的我》：「用愛浸死你」Vs 「學生同意書」的文明衝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tGh4ApkT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