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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談及電影《沉默》的深度角色吉次郎,不是單純為了讓「新香港」中人對號入座。無論在哲學/精神層面,還是在現實/戰略層面,如何回應「吉次郎們」,都是非常困難。正如《沉默》作者遠藤周作承認,入面每個角色、自然包括吉次郎在內,都可以是自己,因為都反映了人性複雜的深層結構。

在太平盛世、和諧社會,就像昔日舊香港,吉次郎是不會出現的。唯有在社會倫理規範被外力強烈扭曲之時,人性才會不斷受到考驗。不少經典文學作品,例如葡萄牙文豪薩拉馬哥的《盲流感》,都是探討類似扭曲狀態顯露的人性。

問題是當人的軟弱一面在強權各種壓力下原形畢露了,一旦社會回復常態,或他一旦可以回復自由,還有沒有二次機會?而未有機會原形畢露的,是因為足夠堅定,還是根本連被壓迫的價值也不存在?

這個問題有兩極答案。

答案一是沒有,沒有二次機會。因為「吉次郎們」已交出「投名狀」,不再可信。就像《沉默》的吉次郎,多次為了自保出賣神父,「篤灰」,再拿取獎金,假如神父再接納他在身旁,等於放一個計時炸彈在自己身邊,非常不智,對自己其他身邊人也不公平,感覺很戇鳩。

然而為甚麼會有「投名狀」的出現?昔日綠林中人為了杜絕新來投靠的人叛變、告密,逼他們必須親自殺人,成為共犯。由於沒有了退路,只能一條心走到底,而不少恐怖組織、邪教,當然還有共產黨,都是採取這種方式控制從眾。更變態的甚至強逼新參加者要殺死最親的人,例如一些童兵販毒集團,才能逼他們「去到最盡」。假如投名狀不能破,這類暗黑組織的人數必然越來越多,暗黑勢力早就統治地球。

所以關鍵從來不是不能破,而是怎樣破,對怎樣的人可以破。

《港區國安法》後的「新香港」,投名狀已經變成制度,簡單如公務員、然後是任何接受政府資助機構的員工集體宣誓,就是最好例子。怎樣看待這投名狀?台灣目前的取態是從嚴、最嚴的嚴,任何宣了誓的人申請移民,都會被批有「國安疑慮」;英國目前則未有有關態度,就算是警察移民,只要有BNO,依然中門大開。這是很好的例子:願意即時放棄高薪厚職的畢竟是少數,我們都認識大量宣了誓的朋友身不由己,故事說多久也說不完。是否要用「台灣標準」去研判他們,只deserve終生留在大灣區?

另一極的答案是無限復活,典型例子是中世紀天主教的贖罪券。理論上,當時只要付錢,就可以從教皇和代理人那裏買「券」,去赦免自己的「罪」,死後依然可以上天堂,甚至可以為死去的親友「代購」,到最後自然成為教會斂財的工具。無論最初教會有多麼良善的「初心」,只要贖罪券變得不稀罕,不但不會令世人對罪產生恐懼,反而會有恃無恐,社會風氣也會變得非常犬儒。如果再有管代表牧師一類「神職人員」,因為其他原因,堅持為陳同佳一類殺人犯「贖罪」,這類行為的公信力,更會一落千丈。

理性會知道,理論上,如果在一個最合適的時機,對最合適的人,伸出援手,給予原諒,破解他的投名狀,讓他重新開始,也可以讓社會明白極權的操作並非無懈可擊,理應對大局、小局、為公、為私,都是利多於弊。

但沒有人有全知視角,如果在不合適的時機,對不合適的人再給予信任,而最終又有反效果,傳遞的訊息就完全相反,而且也會連累真正有需要幫助的人。為減低再「反水」的風險,起碼需要一個配套,即所謂「反投名狀」。但說得容易,操作上就充滿困難,否則台灣早就可以要求申請移民的宣誓者「反宣誓」。

說了那麼多,不是純粹有感而發。這樣的案例,不時出現在身旁。怎辦?不知道。

▶️ 王少勇牧師:《沉默》的「肉身殉道」與「靈魂殉道」對牆內牆外香港人的啟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fEaNLz9RM

原文發表自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shenxuhui/sxh-040320230834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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