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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由台灣淡水香港教會談及和宗教有關的思考,又令我想起2019年的一些故事。

話說當時各國都非常關注香港形勢,主要自然是要從中觀察中國,但也有真切關心香港人的外交官,所以各國駐港領事都非常積極約見各界人士。本來在舊香港,這類見面非常普遍,而作為國際關係學界中人,我一直視之為正常生活一部份。但隨著形勢急轉直下,這些會面也越來越緊張,明明是正常談話,也做足了安全措施。

其中一次在某歐洲國家駐港總領事館,對方以歐洲歷史對比現況,很認真問到一個一般香港人不會想到的視角:香港的教會能夠扮演game changer的角色嗎?

冷戰期間,東歐鐵幕國家、東德等國雖然由獨裁政權統治,但教會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社會連結角色。雖然官方對宗教有大量打壓,也有不少烈士殉道,但東歐教徒的宗教生活從未受太大影響,乃至逐漸成為「軟抵抗」極權的串連平台。教宗約望保祿二世來自的波蘭,自然是最好例子,但其實在整個鐵幕陣營,都有這個「地下政府」維繫人心。

於是這位領事私下說:只要香港的教會能夠扮演類似角色,就算運動被打壓,長遠而言,依然能夠像東歐教會那樣,促成遍地開花和改變。他也強調這不是歐洲教會獨有:昔日南韓、台灣的威權統治時代,當地教會同樣飾演了類似角色,絕不是管浩鳴牧師一類工具可比。

然而,除了中共的control freak比蘇共、波共、東德共更誇張,中共對教會又比國民黨、南韓軍政府更不用給面子,這也反映了華人社會的大不同。

在香港,教會雖然也一度被港英政府賦予第三部門的社會福利角色,也有過若干傳教士式的教會領袖參與溫和社會變革,但卻從來沒有教會領袖受難的傳統。恰恰相反,教會在香港從來都是權貴階層的一員,聖公會尤其如此,自然沒有任何被嚴重打壓的歷史。香港宗教自由從來被taken for granted,到了現在風暴來臨,牧者也好、教徒也好,他們的承受能力,就遠不如其他國家的教會中人。

這自然不只是香港教會獨有的問題:香港各行各業,又有多少人想像過今天的模樣?

結果,本來社會能預見的風險、挑戰,都被大幅度改變紅線,所有人的「常態」都會被打破。牧者成為牧者時,知道的「犧牲」是一個metaphor,現在卻變成真實。這個落差,就像政客口中說「over my dead body」本來只是一個比喻,沒有想過 literally 有可能出現。

但在歐洲領事眼中,歷史從來都是這樣。這種對經緯度的不同量度,也是香港人始終未能出現大格局的一大死穴。

▶️ 關浩然牧師:香港不能再辦六四祈禱晚會,教徒可以怎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uK8nxn6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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