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446】拷問培訓班 (Patreon)

母親作為新聞工作者，在微觀層面，有非常敏銳的觀察力，也有異乎常人的記憶力。這種觀察力不能夠上升到宏觀層面（即「見樹不見林」的委婉說法），某程度上是一種自我封印，結果就是在很多旁枝末節，都會出現不必要的精細。

例如看一張照片，她會留意衣著是否和上一次的一模一樣；某人某次缺席，她會聯想到很多解釋；收到寄給我的信，她會憑郵戳和厚度推敲內容（最初還會擅自拆開，直到我嚴詞抗議）；而每餐飯誰付費、費用多少，無論隔了多久，她都心如明鏡。

這些問題，都是指向同一堆深層結構：你賺多少錢一個月？和哪些人交往？工作在做甚麼？誰人對你好、不好，各自又有甚麼動機？久而久之，基本上她問第一個子問題的introduction，甚至只有身體語言，就知道她要知道甚麼。

這種訓練，令我從小到大，產生了非常強大的防禦機制，也對任何人要盤問任何事情都非常敏感。習慣了無論怎樣問，無論是突然襲擊、旁敲側擊還是裝作漫不經意，都是poker face 給行貨答案的技巧。

例如某些長輩，最愛問這人如何、那人「熟唔熟」、「你屋企人做邊行」、「屋企層樓幾錢」之類，然後就是一堆江湖是非。我的model answer 從來都是這一句：「我對他的了解，未足以令我給予負責任而又未為人所知的任何評價」。

近年年紀大了，會索性連行貨答案也欠奉，乾脆 radio silence，就看看誰尷尬。

說來，上一代的華人家庭普遍對個人私隱有欠尊重（這從《給十九歲的我》引起的爭議依然可見一斑），很多下一代覺得很offensive的行為、問題，例如私自拆信、讀message，或沒有經對方同意而自把自為，都覺得沒有甚麼大不了，反正「我為你好」。而越是這樣，反而越令下一代強烈產生了comfort zone、樹窿、個人私隱的重視。

我想我是典型例子。

家人經常埋怨：在家不希望談私事，又不想談公事，又不談政治，那還有甚麼好談？而我真的覺得，「家」的定義就是一個comfort zone，而我最安然、最comfortable的環境真的是不發一言，神交已足。

▶️ 馮智政：「新香港」一切舊結構已經瓦解，社會不再存在（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8MKyaXsxh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