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436】相隔半世紀的領洗 (Patreon)

母親提前退休後，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重新參加教會。

她從此每個星期日，都到銅鑼灣的公理堂崇拜。公理堂的其中一位主要負責人是父親的港大同事Professor Paul Cheung；他的太太 Dr Yung 在教大教音樂，也是公理堂的司琴，都是從小到大的family friends。公理堂在家人的「跑馬地半小時生活圈」範圍內，主要教友都是中產，母親覺得很舒服，乃至有回到家的感覺。

事實上，那種很正派、循規蹈矩、大家都是好人好事的氣氛，正是母親從小到大追求的烏托邦。至於背後的結構，她不會去想。也許是拒絕去想。

然後某日，她告訴我要正式領洗，也要我去參加那個儀式「做見證」。

她說「心靈上」讀書時已經領洗，但一直沒有正式儀式，現在放下一切，就覺得ready了。其實我一直覺得基督教的繁文縟節很是 redundant，但不少教徒確是需要通過儀式，去尋求歸宿感和心靈安慰。相較下，公理堂已經非常正路，起碼沒有那些跳來跳去、「立地信主」的禮儀。

不過究竟她心目中的「神」，和黃大仙有何分別，其實我一直有問號。和不少教徒一樣，遇到甚麼不快事，她就說會祈禱「交比神」，然後如果有happy ending，就會說「好靈驗」。我曾經問過很多次這種邏輯：正面的事就是「彰顯神的偉大」，負面的事就是「神給你的考驗」，咁，其實都好屈機。

當然，她不會有答案。

同樣值得思考的是：有了信仰，究竟令心靈平和了，還是更多內在inner conflict？智慧增長了，還是更容易逃避？由於母親的工作、家庭環境，一直有很多內在衝突，如果一種信仰能夠令她釋然，理論上，應該是很好的。

但與此同時，也許是隨著年紀增長，在一些日常生活層面，她比工作期間，卻似乎更有拒絕新思維的傾向，因為容易很直覺的「將一切交比神」，也就是反而進一步降低思考的需要。然後，我越來越發現，其實《大公報》和公理堂，有很多異曲同工之妙。明就明。

不過社會結構上，公理堂的教友組成，自然中性得多，似乎黃藍各半，而且都是淺黃淺藍，沒有太多強烈爭論。公理堂一位牧者在2019年，有過同情青年的公開言論，然後據說被國安約談，他立刻離開了香港移民。提起這些事，母親一向都是覺得中共做得太過份，在教堂內，她最少成功放下了從前工作的身份，找到相應的一絲平安。

▶️ 王少勇牧師：《沉默》的「肉身殉道」與「靈魂殉道」對牆內牆外香港人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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