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432】九十年代的移民潮：走出Comfort Zone之二 (Patreon)

母親除了在九十年代一度要離開《大公報》，同一時間，也一度要移民離開香港。那段期間，現在回看，她有點心灰意冷，對香港前途失去信心之餘，也有意一切重新開始，走出comfort zone。

如前述，她的工作崗位改變，與《大公報》被二次「奪舍」，與六四之後香港的人心危機，這三件事情，就像三個由內到外的同心圓，是同步出現、互為因果的。當時不少左派機構中人徹底失望，離開各自的崗位，移民的也為數不少。著名的如曾鈺成前妻，圈內人知道的如《文匯報》曾敏之，總之不是個別例子，而是普遍現象。

記得當時母親在家中說：他走，她又走，這代表什麼？那時候的她很清醒，自己很擔心。只是現在我再提起往事，她卻有點不能面對，說「那是為了你才搞移民」。明白的。

當時反而是父親不想走。他的性格太隨遇而安。母親作為「知情人事」，卻對1997年非常擔心。堅持要搞移民。起碼要有保險護照。

於是，她申請了移民加拿大，獲批了，而且評分很高，當時對香港的英文編輯非常歡迎，更歡迎《大公報》中人「投誠」。我們一家land了，買了屋，就在伯娘一家附近，本來已經打算過去。

同時，她又申請了新加坡，又獲批了。當時港人移民新加坡很簡單，幾乎有身分證就可以換護照，和現在新加坡高高在上的姿態，完全是主客易勢。母親也有《大公報》英文版的同事移民新加坡，我們第一次到新加坡時還有探望。

她還敦促父親通過在美國的四叔申請家庭團聚移民，雖然排隊很長，但最終也獲批了。

印象中，當時她連毛里求斯、斐濟等等也考慮過。

她就是這樣的人，需要時，行動力非常驚人，乃至有點神經質。我一直覺得，這種神經質，不可能和她工作的機構無關。

諷刺的是，最終她哪裏都沒有去，還是留在香港。

一個原因是工作上、社會上的uncertainty都暫時settle了，覺得起碼不會有最極端情況出現，就像2019年後一些要立刻移民的人，發覺還未到明天被捕的地步，就再等一會吧。

另一個原因是外公、外婆年紀開始大，需要照顧，舅父長期精神病，又只有她一個女兒可以承擔，這也是事實。

不過深層次原因，大概是她要走出comfort zone的衝動失去了，心底裏接受了現實：還是走不出去的了，算吧。當然，她不會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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