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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英文版結業後,母親的精神狀態明顯比從前差。她本來的性格就比較緊張,但大抵樂觀快樂;然而自從失去了那個「樹窿」,多少變得更神經質,和玻璃心。

《大公報》對英文版的一般員工,例如打字、文書那些,都是直接遣散,而她們和我母親關係很好,至今經常聯絡,我想這是她的不快來源之一。這些員工當中,包括昔日亞姐冠軍翁虹的姐姐,記得小時候翁虹來過我家為母親做「治療」;又有一位好賭的姊妹,她的女兒稱我母親為契媽。

至於對我母親這類比較高級的「有價值員工」,就會另行安排工作。經過一輪討論,她被安排到《大公報》經理部,協助總經理尹任先。

從報館的角度,這是一種升級,上司也明確和她說,希望她在那裏晉升為管理層。主要還是因為她英文好,而當時《大公報》沒有多少人能夠駕馭英文,加上外公是副總經理,這可算是清晰有意提拔的訊號。尹任先是和外公同輩的南來文人,不過一直負責行政,外公則負責財務;雖然他的職級是副總經理,但在另一個財務科的辦公室,不屬於「經理部」。所以那個「經理部」,基本上就是總經理的私人辦公室,印象中另外還有一位大陸派過來的政委名叫蘇煥,人就那麼多。

但我母親非常討厭那份工作,而且是出乎意料的強烈反感。她的興趣是新聞,畢生懂的就是國際要聞,不喜歡做其他行政工作,也覺得總經理雖然對她很友善,但那種中式管理作風很難配合,和香港社會格格不入。在英文版,她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但在經理部,她覺得度日如年,就算不敢說是「大材小用」,也是「楚材晉用」。於是天天回家,都在投訴。

再加上當時《大公報》小氣候是「二次奪舍」的改朝換代,香港大氣候則是六四事件之後的信心危機、移民潮,無論哪個角度,都是人心思變。這些加在一起,令她的情緒狀態越來越差,大概也對人生出現了深切反思。

於是有一日,她終於鼓起勇氣,遞交了辭職信,要離開《大公報》。那時候,外公還未退休,據說事前也不知道她遞信,發現之後大驚,於是,就展開了重重張力的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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