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429】「表叔」：《大公報》「二次奪舍」之換血 (Patreon)

香港《大公報》雖然是愛國媒體，但內部一直存在一種張力：南來文人、本地人、和1949年後中共空降來香港的黨工之間，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

在費彝民社長時代，我外公那類南來文人和他們的家屬是《大公報》的中流砥柱，李怡所談的「十大才子」，基本上都是南來文人。雖然有若干香港土生土長的加入《大公報》後得到重用，典型例子是聖保羅男女中學出身的總編輯曾德成，但「本土派」在《大公報》一直只是從屬角色，也難以進入權力核心。不過，他們和南來文人大致相處融洽，畢竟他們如果沒有淵源而加入《大公報》，就只有意識形態左傾和心慕那些前輩這兩個原因。

但從大陸政權直接派來的人，就是另一回事。

這些人有的是從其他中國大陸媒體派來的，有些則是完全沒有媒體經驗，純粹來做「政治工作」，擔任類似政委的角色。《大公報》內部經常有「學習會」（現在「新香港」政府內部這已經成為常態），主講的並非編輯、新聞，而是由這些大陸派來的欽差大臣，講大格局、大形勢，再天天些小報告。他們自然一律說普通話，也沒有任何打算融入香港社會，加上負責的又是神秘的政治工作，一般都不很受其他員工歡迎。他們背後通常只會被稱為「表叔」，連姓名都沒有。

在費彝民時代，這些「欽差」派來的頻率還相對克制，一來《大公報》的核心正當盛年，沒有那麼多空缺，二來當時還要借重費彝民的港式「特事特辦」。但《大公報》被「二次奪舍」後，大陸派來的人就源源不絕，由社長開始，很快就主導了領導層，再填滿所有部門，變成絕對的主流力量，《大公報》和大陸報紙的作風就越來越近。

在我母親的時代，《大公報》的工作語言還是廣東話，包括那些南來文人都會使用各種口音的廣東話溝通，除了和「欽察」對話要用「官話」，那還是香港報紙來的。這也是為什麼在港英時代的《大公報》編輯們，可以和立場對立的右派報紙編輯同檯食飯、打麻將聯絡感情，語言相通是一大原因。換了是現在的《大公報》高層，連和香港同業打交道的意欲，都不復存在。

除了北京直接派人到《大公報》填補一切空缺，另一個全新的《大公報》員工來源，就是中國大陸在香港的留學生。特別是近年，香港大專院校都要依靠自資學位維生，而大陸學生的數目接近無限，很多人來香港讀一個一年的傳理碩士學位，就可以「洗底」，然後「一條龍」進入《大公報》這類機構，自然談不上有任何香港特色存在。這和當年母親一代從木人巷打拼上來、和其他報紙行家建立了同業感情的時空，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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