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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在社長費彝民管治整整四十年之後,被「二次奪舍」,從此僅餘的香港「特事特辦」色彩被清洗殆盡,從大陸直接派來的高中低層越來越多,彷彿預演了未來「新香港」各大小企業歸邊後的必然。

費彝民在八十年代中開始病重,長期住在養和醫院私家病房。《大公報》的薪酬是不可能負擔經年累月的養和私家病房的,國家自然以自己的方式提供資源,這自然也是報館內外公開的秘密。

重點是,這段期間,《大公報》基本上無人駕駛,但新華社自然不是真正無為而治,而是用共產黨術語,要看看「誰跳出來」。結果出現的費家第二代希望接班、和編輯不和的大龍鳳,正正是「二次奪舍」必須要整頓的口實。

費彝民病逝後,並沒有委任費家後人接班或承擔任何重要角色。新任社長是楊奇,新華社香港分社秘書長、宣傳部部長,也就是今天中聯辦的中宣部部長。由一個中共宣傳部長空降到《大公報》做領導,雖說楊奇在廣東省也是傳媒出身,但如此一來,明顯是不希望香港人接班。自此再也沒有香港人成為《大公報》社長,每一任都是北京直接派遣大陸黨工出任。雖然費彝民也是上海人,但他在香港時,起碼根據香港社會潛規則行事,也經常強調報紙的香港特色,於是才有「十大才子」的出現。這一套在新時代,又是一去不返。

費彝民的女兒費斐本來是社長特別助理,楊奇接管《大公報》後,成立了一個所謂「秘書組」,將費斐貶做「秘書組主任」,而任何文件、機密都不讓她看,這些要清理門戶的動作,清楚不過。費斐是識時務的人,幾乎肯定是中共地下黨員,見訊號清晰,就主動離開《大公報》,用自己和父親的人脈從商、繼續統戰,很快就成為港區人大代表,繼承了父親的人大位置,吐氣揚眉,宣示不用《大公報》的品牌,自己在陣營內也可以成功。

但對自作多情以為可以接班的費大龍,就悲慘得多。組織的處理,是將整個他當總經理的《大公報》英文版關門大吉,然後又不安置任何位置予他。最後,費大龍唯有離開《大公報》,因為他是法國里昂大學博士,精通法語,到了法語非洲做國企,但據說並非自願。然後不久就英年早逝,未知有否抑鬱成疾的成份在內。

那段時期,記憶中母親是很不快,乃至徬徨。記得他在家中說過,「現在他們就是一步步將性費的削權」,而她本來很少在家中(或起碼在我面前)說公司的人事問題。一方面,大概她和費大龍、費斐感情都要好,覺得鳥盡弓藏,看不過去;另一方面,也許聯繫到自己家族在《大公報》被「一次奪舍」,也是物傷其類。從此,她對《大公報》的感情就打了折扣,於是就有了之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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