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426】《大公報》英文版的結業 (Patreon)

到了八十年代尾，《大公報》英文版宣佈結業。

記得有一天母親下班回家，非常不高興，和父親說公司的這個決定。在我印象中，她對《大公報》英文版有深厚感情，畢竟是她一生人的第一分工，也真的視那個小圈子為家。這份感情並不能完全移植到《大公報》，相信這裏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她只要在英文版，才找到自己不能取代的重要性。

後來我旁敲側擊確定，當時她確是中生代《大公報》英文水平最好的人，雖然「政治積極性」不足，但工作異常認真投入，而上司都頗有要她接班的意思。畢竟當時一些管理層的會議，她也是參加的。加上她的父母來自同一機構，無論在哪個層面，都算是順理成章。雖然她口中不說，但大概心裏也有著期盼。

自從《大公報》英文版結業後，我感覺她對工作，就再也沒有真正投入過。雖然還是很認真，但卻沒有了焦點，沒有了努力的目標，更多時間放在家庭，心態就是等待退休，也經常嚷著要退休。昔日是從來未出現過的。雖然以她的性格，做不出「軟抵抗」，但身體語言其實很清楚。當然，這都是事後的觀察，我小時候的概念，還是模模糊糊。

那為甚麼《大公報》放棄唯一的英文刊物？

官方理由是「完成歷史使命」。在六、七十年代「改革開放」前，從中國大陸流通到國際社會的英文資訊非常少，「國際友人」訪問中國大陸的渠道也很有限，《大公報》英文版在夾縫中擔當了橋樑角色，而且似乎是橋樑為主、報紙為輔，還要得到西方陣營國家配合，那是歷史大時代的特殊產品。但到了八十年代，這角色就不再獨家，加上一直賠本，就成了被「精簡」的對象。

但我小時候就覺得，這理由似是而非。中共政權最貧窮的時候，還能養起一份英文報紙，怎可能到了剛開始富起來就放棄，而不是大展鴻圖？雖然不再具有獨家橋樑功能，但隨著國際化、全球化，需要英文「大外宣」的只多不少，而且會成為各方爭奪對象，為何無疾而終？

近年向一些前輩請教，才逐漸得到比較完整的答案。

《大公報》英文版的總經理費大龍是社長費彝民的兒子，雖然是法國里昂大學博士、高級知識分子，卻實在不懂辦報，卻又喜歡長臂管轄編輯內容。這在任何陣營，外行管理內行，都是編輯最討厭的大忌。英文版結業時的總編輯陳維熙非常看不起費大龍，二人勢成水火，經常在新華社面前互相投訴（也就是互相「篤灰」），又各有後台，最後新華社主管媒體的不勝其煩，索性一拍兩散。

不過更直接的背景，卻是費彝民在1988年5月病逝。由於費大龍不只希望管理《大公報》英文版，更以父親的《大公報》接班人自居，和整個《大公報》編輯部的關係，同樣勢成水火。新華社其實早就擔心費家尾大不掉，成為「山頭主義」，這一條很容易觸及對權力極端敏感的共產黨的死穴。假如費大龍得到老編輯們支持，還難以下手，但正好內部不和，在《大公報》「去費家化」，就可以名正言順。

結果，《大公報》英文版就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而這不是單純的權力鬥爭，還涉及中共如何看待「地方勢力」的敏感議題，下回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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