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426】《大公報》英文版的結業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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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十年代尾,《大公報》英文版宣佈結業。
記得有一天母親下班回家,非常不高興,和父親說公司的這個決定。在我印象中,她對《大公報》英文版有深厚感情,畢竟是她一生人的第一分工,也真的視那個小圈子為家。這份感情並不能完全移植到《大公報》,相信這裏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她只要在英文版,才找到自己不能取代的重要性。
後來我旁敲側擊確定,當時她確是中生代《大公報》英文水平最好的人,雖然「政治積極性」不足,但工作異常認真投入,而上司都頗有要她接班的意思。畢竟當時一些管理層的會議,她也是參加的。加上她的父母來自同一機構,無論在哪個層面,都算是順理成章。雖然她口中不說,但大概心裏也有著期盼。
自從《大公報》英文版結業後,我感覺她對工作,就再也沒有真正投入過。雖然還是很認真,但卻沒有了焦點,沒有了努力的目標,更多時間放在家庭,心態就是等待退休,也經常嚷著要退休。昔日是從來未出現過的。雖然以她的性格,做不出「軟抵抗」,但身體語言其實很清楚。當然,這都是事後的觀察,我小時候的概念,還是模模糊糊。
那為甚麼《大公報》放棄唯一的英文刊物?
官方理由是「完成歷史使命」。在六、七十年代「改革開放」前,從中國大陸流通到國際社會的英文資訊非常少,「國際友人」訪問中國大陸的渠道也很有限,《大公報》英文版在夾縫中擔當了橋樑角色,而且似乎是橋樑為主、報紙為輔,還要得到西方陣營國家配合,那是歷史大時代的特殊產品。但到了八十年代,這角色就不再獨家,加上一直賠本,就成了被「精簡」的對象。
但我小時候就覺得,這理由似是而非。中共政權最貧窮的時候,還能養起一份英文報紙,怎可能到了剛開始富起來就放棄,而不是大展鴻圖?雖然不再具有獨家橋樑功能,但隨著國際化、全球化,需要英文「大外宣」的只多不少,而且會成為各方爭奪對象,為何無疾而終?
近年向一些前輩請教,才逐漸得到比較完整的答案。
《大公報》英文版的總經理費大龍是社長費彝民的兒子,雖然是法國里昂大學博士、高級知識分子,卻實在不懂辦報,卻又喜歡長臂管轄編輯內容。這在任何陣營,外行管理內行,都是編輯最討厭的大忌。英文版結業時的總編輯陳維熙非常看不起費大龍,二人勢成水火,經常在新華社面前互相投訴(也就是互相「篤灰」),又各有後台,最後新華社主管媒體的不勝其煩,索性一拍兩散。
不過更直接的背景,卻是費彝民在1988年5月病逝。由於費大龍不只希望管理《大公報》英文版,更以父親的《大公報》接班人自居,和整個《大公報》編輯部的關係,同樣勢成水火。新華社其實早就擔心費家尾大不掉,成為「山頭主義」,這一條很容易觸及對權力極端敏感的共產黨的死穴。假如費大龍得到老編輯們支持,還難以下手,但正好內部不和,在《大公報》「去費家化」,就可以名正言順。
結果,《大公報》英文版就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而這不是單純的權力鬥爭,還涉及中共如何看待「地方勢力」的敏感議題,下回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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