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425】香港前途談判期間的駐英記者 (Patreon)

母親婚後繼續在《大公報》英文版工作，幾年之後，遇上香港頭等歷史大事：中英前途談判。

事實上，自從《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的靠山周恩來離世，與及鄧小平搞改革開放，香港《大公報》又要從新尋找定位。當國際媒體開始堂而皇之走進中國大陸，國際交流不再由香港《大公報》獨家壟斷，英文版和它的一系列週邊體系的存在價值，不得不被檢討。於是左也好、右也好、甚麼都好，能否在香港前途談判新聞做出獨家特色，就成為一大考試。

在八十年代初，費彝民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大公報》陷入半無人駕駛狀態。但《大公報》英文版在他的兒子費大龍管理下，卻爭取到半獨立王國的空間，更有資源發展。其中一大創舉，就是決定派出常駐特派員到英國前線，採訪英國各界對香港前途談判的動態，以免被自由派媒體壟斷前線話語權。

要一間報館派出常駐海外聯絡員，經費上是不簡單的事情；通常有國際突發新聞時，派出記者兩週，已經是極限。媒體的一般做法是找一些在地記者當特約，按稿發薪，這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安排。但《大公報》英文版因為種種原因，卻決定增設完整的海外headcounts，設立駐英國辦事處、駐美國辦事處，由香港派出員工各一負責，算得上大灑金錢。就算是今天的《大公報》資源百倍，也沒有這樣做。

本來英文版首選派到長駐英國的代表是我母親，幾乎是度身定做。畢竟她當時還年輕，而且在同輩當中英文最好，和上司的關係也很好，而這樣的經歷，對任何新聞工作者而言，都應該是難能可貴的機遇。我母親當時卻是堅決拒絕，她說唯一的原因，就是不想長期離開家庭和剛出生的孩子。

我想假如她未婚，以她對工作的認真，卻是一定會去的。

結果，《大公報》英文版派了另一位同事N女士到英國。想不到就這樣，她就留在倫敦至今，整整四十年。

這位N女士的父親大有來頭，是香港某左派旗艦學校的校長，她被派到英國的時候感到很大壓力，一來是英文的原因，二來同樣不希望離開家庭。不過她和我母親不同，丈夫也是在左派機構工作、從事金融，於是她開出條件：去英國可以，但要安排她丈夫一起去。於是，有關方面又居然真的安排了一份在英國的中資銀行工作給她丈夫，這種機構有需要時，怎樣神通廣大都可以（無需要時自然是另一副嘴臉），又再一次證實。

雖然母親沒有到英國，但整個主權移交的英國政壇動向，她還是相當熟悉。那些甚麼柯利達爵士的名字，我自然也是首先聽她談起。當時陶傑在英國的BBC中文部工作，對那段歷史也是終生難忘。

後來《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之後，《大公報》英文版駐英國代表還沒有被撤下來，甚至到了英文版結業，代表處還得以保留。那位代表住英國多年，已經入籍，女兒也下嫁英國人，可算落地生根。不過她依然思想非常愛國：本來她是我母親的好友，我到英國偶爾也會拜訪她，直到2019年，母親感到她明顯要和「我們」切割，令她感到很不是味兒。我也不好給甚麼反應，只是無語就算。

《大公報》駐美國的代表名叫張少威，我大學畢業時曾在彼邦相見，後來他回到香港，在大專院校任教新聞，可謂修成正果。那個駐美國代表處應該正式撤銷了，駐英國那個是名存實亡還是什麼，就不清楚。反正今日的《大公報》沒有任何自主性，官方顯示的「全球網絡」其實都是使用國家體系，說是說得很大，實質上卻又可以說甚麼也不是，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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