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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凌晨,張秀賢終於被群組R 的 admin 踢出了群組。然後群組立刻變成苦主小隊,苦主們的對數、對話,同樣發人深省,是否集體追討,那不是這裏感興趣的事。但看著這些對話,我卻忽然想起另一位曾在組內的區議員K,看似無關的另一個故事。

K 議員比 C 前議員年紀略大,也算是和群組其他朋友一起玩大,能寫文章,有國際視野,但始終未能確定人生路線。讀社會科學的人,又年輕時會參與社會的,多少曾經有一些理想。剛開始讀書時,並沒有想清楚careers,否則K 如果一心上位,就不會花了一年多時間到地球另一端流浪。

然而到了某個年紀,看見身邊的同齡人起碼有一份「正常」工作,就會開始焦慮。我是誰?十年後是否還是這樣?理想青年怎樣維生?為甚麼那些如此低質的同輩,轉個頭就飛上枝頭,成為社會賢達?

於是,他加入了一個建制智庫,建制政黨,開始做地區工作,並在建制派最不利的大氣候期間,當選了區議員。他當選的一刻我有恭喜他,他跟我說:「這麼多年,我終於有了一個社會身份了。」

這句話,百分百發自內心,我記到今天。

群組R 說是海納百川,不過80%都是廣義的非建制派。雖然依然是朋友,但自然也有不少人覺得 K 是變節。

但從社會結構而言,假如不是這樣,又可以怎樣?C 的例子自然是另一極端。也有很多人在非建制陣營走比較正的政途,行得很好,例如同一個群組的 L議員,就成為了大黨主席。

然而應該關注的是結構,不是人。

為甚麼傳統家長總是希望子女成為醫生、律師、會計師、公務員?賺多少錢還是其次,主要是希望有一個穩定的careers path,清晰的社會身份,拜年時能夠一句話打發三姑六婆:「我個仔係律師」,然後惹來艷羨目光。

但「我個仔係研究助理/出版助理/議員助理?」講的也會扭扭捏捏。I'm sorry。

在美國華盛頓,K 街的研究員非常受尊敬,國會山莊的助理走路大搖大擺,因為那是一個身份,有穩定的careers path,implied了牢不可破的社會資本。

在英國當一個NGO的倡議工作,同樣被看作一個門檻,因為有旋轉門,不像香港,NGO經常被看作「不務正業」。

久而久之,年輕時的理想,在那個圈子久了,不可能不變質。變成油條也好、「街佬」也好、保險經紀也好、50歲後還要回到大學以前前前學生會閣員身份「發表政見」也好,背後都是一種無奈:還可以怎樣?

他們也很努力嘗試自建階梯,自製制度,製造對手,享受勝利。

但都是虛火。

C 出身學生組織之時,成為了發言人,但始終不能成為焦點,那是碰到天花板。然後一直有這樣的情結,要另起爐灶,證明實力,增加其他titles,希望爭一口氣。但越是這樣,心理越是失衡,anxiety complex 越嚴重,越容易劍走偏鋒,乃至墮入深淵。

Ironically,反而是K 開始穩定了在「新香港」的角色。C 也有問他借錢,得到二萬元「打發價」。錢是其次,反映的卻是關係的逆轉。

看見C、K和L,想起十年前大家天真無邪一起聯署的模樣,自然感慨。只是那條路在香港的黃金時代不通,在美麗新香港,更不可能是一條路。

一嘆。

▶️ 錢志健:「新香港」官員、「完善議會」議員,為何抗拒和海外港人對話?(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zEHNwonf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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