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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曾經從我父親的家庭角度,簡單談過父母如何認識,現在補充一個母親機構的角度,就會得到全貌。

「六七暴動」之後,香港左派希望改善形象,開始積極拉攏香港知識份子軟性「認識祖國」。而同步在海外,則興起保釣運動,輾轉也逐步合流到「愛中共」的旗幟之下;由海外留學生搞保釣到進入中共圈內的典型例子,就是後來梁振英時代的「左王」邵善波先生。這涉及香港「國粹派」出現的歷史,但那其實只是其中一個面向,還有很多意識形態親西方、抗拒國粹派的知識份子,那個時候被邀請過訪問中國大陸。我父親是其中一個例子。

負責邀請香港學者訪問中國大陸的,不少都是作為「白手套」的《大公報》經手,有時是《大公報》自身,但更多時候是比較軟性的《新晚報》,或比較國際化的《大公報》英文版。

第一團港大和海外學者參觀中國大陸的交流團規格很高,據《大公報》知情人士回憶,包括了明遠堂舍監、楊振寧、吳清輝、陳載禮、關品方、陸文強等人。由於校內外反應好,《大公報》再接再厲,短期內有搞多了兩團,邀請香港港大、中大的老師參觀,由《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親自統籌。

嚴格而言,我父母雖然在這一團認識,但卻也有一位「媒人」特別有意撮合,她就是後來的《大公報》主筆葉中敏,作家葉靈鳳的女兒,我母親其中一位最相熟的family friend。葉中敏憶述當時以工作人員身份,陪同這團香港學者到廣州,由「廣州八辦」陪同,當然,她的工作包括寫報告,講述這些「團友」的精神面貌諸如此類,不贅。她後來在《大公報》平步青雲,正是與她負責統戰學者表現出色有關,楊振寧對她就極度信任,更授權她為自己作傳,這時後話。

她表示我父親在行程中很靜,只是觀察,很少發言,一方面顧慮《大公報》的政治背景,但另一方面又很好奇希望自己儘量有機會多觀察,「很是有趣」。於是,她覺得我父親是一個好人,沒有政治野心,不是來投機,不是「自己人」但又願意接觸這個圈子,應該是一個好伴侶,於是就向我母親推波助瀾。

而這背後,還有另一層特殊淵源。葉中敏的丈夫,也是在香港大學工作,工程系的陳耀洪博士,也就是我父親的同事;而同團的港大化學系教授張恭啟夫婦,也有類似背景。於是,這三對就不時相約一起活動,慢慢就「玉成好事」。葉中敏強調,當時大家都很年輕,不會想得太複雜,畢竟香港並非很政治化的社會,政治背景只是其中一個身份,一般人在日常生活都不會太強化。

不過後來,她本人接觸的知識份子級數越來越高,很多都是楊振寧級別的地位,和丈夫的感情日漸疏遠,不及我相對無慾無求的父母能夠白頭偕老,這又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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