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66】墨索里尼的「國家法團主義」與「新香港」 (Patreon)

《港區國安法》出現後，香港「自古以來」行之有效的小政府、大市場、企業管治，一切被徹底顛覆。2019年，資深編輯Tom Holland在《南華早報》撰文，直言這是「未來香港法團主義」(future of corporatism)︰今後入職與離職不再唯才是用，而是政見先行；國家機器以不同方式介入私人企業，藉控制商業社會，控制民眾的經濟及政治自由。

「法團主義」並非新鮮事。

早在19世紀末，為抗衡共產主義的激進改革，同時回應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的艱困，歐洲有知識份子選擇中間落墨，提倡引入不同「法團」(corporation)，通過協商、共識，解決社會資源分配及權力問題。

「法團主義」有別於資本主義強調「個體競爭」、共產主義強調「集體鬥爭」，讓不同法團「推舉」精英代表屬下階級、意識形態及利益，與其他界別的「法團」精英議政議事，達成共識後，再以國家機器，全面落實協議，將利益回饋社會。透過法團，這機制理論上能將精英及民眾有機結合，由具智慧及仁心的社會賢達牽頭，制定政策，反映界別民眾意見，最後以「理性討論」方式，得出最切合大眾利益的政策，既保障資產階級利益，亦顧及工人階級感受……

單以文字表述，法團主義高大全、真善美。

但綜觀多個被學界視為「法團主義」管治的政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拉的納粹德國、佛朗哥的西班牙、瓦加斯(Getulio Vargas)的巴西、貝隆的阿根廷等，和中共治下的「新香港」一樣，均與極權政府掛勾。雖然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James Q. Whitman 也以「法團主義」形容羅斯福新政，但國際社會不會將之與法西斯扯上關係。

那兩者有甚麼分別？

政治學者Philippe Schmitter認為，法團主義政治Vs法西斯政體，就是後者組織的「法團」、被推舉的「法團代理」，幾乎全是政權代理人、持分者。墨索里尼的「功能組別」國會，可說是這模式的典型，Schmitter將之命名為「國家法團主義」(state corporatism)。中共建政後，規定在所有組織、機構、企業都要建立「黨委」，在社會的微枝末梢每三個人就要建立一個基層黨支部，正是這一套的再極端版。言猶在耳，當香港的外資龍頭與匯豐銀行、港資龍頭如新鴻基，內部都開始出現黨委、或董事局加入疑似黨委的存在，就知道「新香港」一切也不能回頭。

與此同時，也有另一種「良好的」法團主義，例如歐陸民主國家的傳統政黨，多有工會、商會背景，比例代表制選舉及因而衍生的聯合政府體制，令這些國家需要同時向商家及工人階級釋出善意，否則必然面對下次選舉的懲罰。這種由下而上、再回到下的「社會法團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正是戰後西歐不倒向蘇聯的一大原因。

可惜，那自然不是「新香港」那一套。

▶️ 錢志健：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你還會有信心嗎？（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nODfyabP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