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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通過後,「新香港」各大中外投行如果打算繼續經營,必須儘快作出調整,加速配合「一國」潛規則,才可生存下去。那具體右甚麼不同?

近年中環的客觀事實是,中國大陸的海歸精英越來越多,中資券商及投行越來越多,本地香港人越來越難晉升。這背後自然有輸入中國大陸專才的國策,同樣也有不少結構性配套承托。例如香港的大學推出了不少自資碩士課程,由於本科生有本地學生比例監管、自資碩士卻沒有,在中國大陸生幾近無限供應的前提下,這成了不少學系起死回生的罩門。

中國大陸學生在香港畢業後,最愛加入投行、求其次的進入保險公司,不少靠人脈服務中國大陸富豪,作為另一種層面的「超級聯繫人」,協助中國大陸資金以各種方法「走出去」,構成了一個超穩定結構。

在疫情以前,中環投資界的熱話之一,就是「末日博士」羅家聰「被辭職」,離開工作多年的交通銀行。當事人表示,「被辭職」主要原因是因為「講真話」,研究報告含有太多主旋律以外的數據和分析。這本來並不奇怪,而中環熱話的焦點,反而在於一個堅持「講真話」的中資行高層,竟然可以機構生存十數年之久才「被辭職」,可謂神乎其技。

據中環精英所言,種種對中資不利的研究報告,早已被高層(不少是外國人)自我和諧。羅家聰「被辭職」前,已有不少實屬巧合的故事,不少中外投行分析員、經濟師,因發表報告不合高層心意,預估不配合主旋律,都被攔截不準發表。偶有監控失敗、報告流出,自然會有某種壓力,「被辭職」的故事,早已廣泛流傳,只是他們沒有羅家聰的名氣,才沒有媒體注視而已。

《港區國安法》通過後,以上的「巧合」,恐怕會由潛規則變成硬準則。分析員說真話的最大成本,本來「只」是失去工作;但《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成本卻可能升級為「罪行」:畢竟在中國,「金融安全」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份。單是一篇比較各國政府疫後重振經濟措施的報告,批評政府做得不及鄰近地區,已可以在微信世界釀成「顛覆政府」的聯想。一旦在報告上誤把台灣及香港當作有實無名的「類國家單位」來分析,更可能成為「分裂國家」的罪證。

即使不說到犯罪層面,單是匯豐銀行的案例,除了因為沒有第一時間公開支持《港區國安法》這「彌天罪行」而被前行政長官梁振英追擊,還因為在華為事件所謂「出賣」中國利益而成為中國大陸網民的長期批鬥對象。這些在舊香港,乃不可想象。

▶️ 延伸視頻:香港資深工程師Tommy Leung:40年前參與興建香港匯豐銀行大廈,今天依然感覺夢幻(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2KrfT7Uj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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