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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憂鬱之島》、特別是與六七暴動有關的爭議部份後,以下是我的個人理解。

陳梓桓是一位很有才華、也有大敘事野心的新晉導演,他開宗明義在通過電影說故事,而且是說自己的故事,有關選段、訪問,都是要建構他心目中的「憂鬱之島」。我問過導演和石中英雙方,均表示沒有牽涉贊助和劇本討論,對此我是完全相信的。

我也相信我能理解陳梓桓要說的故事:香港幾十年來,無論是甚麼立場的人,都曾希望靠自己的力量改變這個島的方向,但到頭來都只能是其他勢力的棋子。所以他其實不大在意每一個選段的被訪者說甚麼,只是要借助他們的身分和背景,去襯托自己要說的故事。換句話說,無論他們說甚麼,導演的主觀視覺,都不會有任何改變。

至於石中英作為六七暴動後被判囚的青年犯,然後輾轉成為富豪(後半部份電影沒有交代),他的願望一方面從無掩飾,就是為六七暴動翻案。但與此同時,由於他已經是一個富豪,以我理解,其實中共翻不翻案,對那些基層六七參與者而言意義重大得多,因為此外他們就一無所有,但對石中英只是相對次要,反而通過六七參與者的身份,讓他增加社會資本,更能帶動他的積極性。無論是基於前者、還是後者的原因,他都會很樂於在《憂鬱之島》受訪。在他立場而言,有人要訪問他,而他說自己的故事,天經地義。

於是問題就回到導演的一方。導演認為,他的責任是說好自己的故事,不是不讓別人說他們的故事。這對國際社會一般對香港歷史不太清楚、希望從電影得出一個感覺的觀眾而言,手法是成功的,確實令他們得出「憂鬱之島」的印象,而不會被太多不熟悉的枝節side-tracked。但對好些對香港歷史有較深了解的觀眾而言,假如導演未能「中和」被訪者各自的agenda,由於被訪者功力不同,就很容易被喧賓奪主,令敘事過程因為枝節失控而本末倒置。

前者的是電影的藝術,後者屬於政治操作。後者自然相對屬於我們的專長,例如怎樣請一堆不同立場的人出席一個論壇、而不會被任何一方騎劫,曾經是我日常生活的主要組成部份。雖然導演表示這已經超越電影藝術層面,但我想如果能夠兼顧後者,效果會更理想,而又無損他要說的「憂鬱之島」故事。

延伸視頻:

▶️《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為甚麼幾代香港人,都活在一個「憂鬱之島」?(上)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HuoXNpzdE

▶️《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向伊朗導演學習:香港步入極權,反而是獨立電影的黃金時代(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_z55qqSt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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