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29】為甚麼普通法比大陸法更能催生國際金融中心 (Patreon)

《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一貫對香港的價值嚴重低估，並有如此豪言：「國的實力決定了我們的海岸線上必然會有國際金融中心，中國人想讓它在哪裏，它就會在哪裏。」這種義和團式文宣，即使在一些中國大陸學者眼中，也是貽笑大方。外交學院副教授施展近年不斷抨擊「戰狼外交」，日前在微信批評胡錫進的話「基本上屬於囈語」，並對香港價值有深刻認知：「香港具有一種重要的二元性。一方面，它是中國這個大陸法國家不可分割的領土；另一方面，它又和整個海洋世界分享著同樣的普通法秩序。這樣一種二元屬性使得香港成為中國連接世界的樞紐，其作用在中國內部獨一無二，無可替代。」[1]

以中國大陸法所行的《國家安全法》，直接插入國際香港這個普通法體系，影響可以遠超提案人想像。普通法在這個經濟掛帥的城市為何重要，這自然要從普通法Vs大陸法這兩大體系談起。簡單而言，大陸法把一切條文由上而下寫得清清楚楚，包括法律內容和立法原意，然後法官「依法」判決，判案差異空間不大，保障了大政府的利益，國有化（或大力干預）戰略資產（例如能源、銀行、媒體）相對普遍，卻局限了由下而上商業行為的創富空間，也更容易以各國「潛規則」運作。

普通法則非常重視案例判決，由司法獨立的法庭，根據實際情況，理解同一條法律的立法原意，法官無形中有了創法、釋法能力，獨立性大得多、也不用理會來自行政機關的「指導」。而且普通法案例可以跨國援引，無形中服膺一定國際規範，商人即使缺乏頂層關係、不了解國情和內部資訊，也傾向相信行普通法的地方，可以公平保障他們的權益、合約精神和產權，整個營商環境尊重大市場、小政府原則，融資自然較易。遇上金融風暴時，大陸法地方習慣動輒「依法」國家干預、接管、托市，普通法地方則傾向以證卷規管、協助市場、法律訴訟等方式解決問題。這方面，可參考王于漸教授年前的解釋。[2]

英國是普通法的代表國家，這傳統通過其殖民地發揚光大，美國、加拿大、澳洲等都是行普通法。大陸法則以德國、法國等歐陸國家為代表，日本明治維新後，為了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法制，以德國為師，認為那方便由上而下集權；後來晚清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也認為德國法制最適合國情，這傳統延續到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世界金融中心當中，大多是行普通法的；東京、巴黎等可算例外，但它們只反映經濟體的體積，而不是外向型、能輕易吸納國際資本的金融中心。

國安法進入香港普通法體系，對不少人而言，只是很抽象的概念，認為反正「法治已死」，也不當甚麼回事。但對商界而言，這才是真正的警號。例如以普通法理解國家安全，理應參考先例，但海外類似「叛國」一類案例很少、而且大都古舊，很難和今日相提並論，何況中國「國情」、對國家安全無所不包的理解（例如「經濟安全」、「訊息安全」），和其他普通法地方完全不同。

《港版國安法》生效後，對「國安」的定義，自然以人大常委會理解為準，法官只能根據其定義判案，這和普通法精神，早已背道而馳。弔詭的是，香港又依然實行普通法，只要基於人大定義的國安新案一出，就成先例，足以凌駕其他法律。例如只要有案例判決「光復香港」四字違反國家安全，潛在犯法的人，就遠超「一小撮」。國際社會其他行普通法的地方怎樣處理香港這些先例，也可能直接剔除了事。

[1] 施展：《為甚麼香港的地位無可取代？》（施展札記，2020年5月30日）

[2] 王于漸：《普通法、民法與金融市場發展的關係》（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9月30日）

▶️ 延伸視頻：國安法 Vs 普通法：為甚麼商界應該憂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t8wGSte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