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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阿根廷人而言,足球的政治功能,可能比在巴西更大,這也令阿根廷國家隊一直相當沉重。

記得多年前寫過一篇學術論文,關於中國人眼中的拉丁美洲形象。那些年,官媒經常強調「亞非拉」,但不少拉丁美洲國家卻自居歐洲傳人,不喜歡與「亞非」並列,阿根廷正是箇中代表,因為在100年前,阿根廷的確比絕大多數歐洲國家還要「歐洲」,也就是還要發達。

阿根廷獨立後,長期作為農業出口國,較早實行現代化、自由市場經濟,加上原住民人數不及巴西多,吸引了大量歐洲移民。一戰後,歐洲各國百廢待興,阿根廷一躍成為全球十大富國之一,歐洲人移民阿根廷,就像移民美國一樣,都是以朝聖心態尋夢;相較下,巴西在經濟及文化上卻是一步步「非洲化」。

然而這樣的好景在大蕭條後不復再,阿根廷貧富懸殊也日益加劇,貝隆夫人的「神格化」,就是阿根廷由盛而衰、貧民開始發聲的集體投射。

阿根廷足球的起點,正是二十世紀初的「新歐洲」黃金時代。但到了阿根廷奪得首屆世界盃亞軍,以及在缺席世界盃期間連奪7屆南美國家盃冠軍期間,卻已是國力持續衰落之時。

縱使如此,阿根廷人在心態上,依然比其他南美國家高人一等,就像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氣派,依然勝過絕大多數歐洲大國首都。我曾經造訪當地,感覺就像在巴塞隆拿,而氣勢猶有過之。

支撐這種「大國」形象、貫串兩個時代的中介,正是阿根廷足球;國內越是動蕩,阿根廷國家隊被賦予的期望也越大。貝隆夫人死後,貝隆在1955年被軍事政變推翻,阿根廷則於1958年首次重返決賽周,卻以「強隊」身份首圈出局,包括慘敗予捷克斯洛伐克1:6。結果有過萬球迷在機場等候國家隊回來批鬥,幾乎釀成騷亂。

阿根廷歷史上的兩次奪冠,也充滿政治意味與陰謀論。

1978年那次是以主辦國身份稱王,當時阿根廷又發生軍事政變,這次推翻的是「貝隆夫人三世」,即貝隆再婚的第三任妻子。當時荷蘭被視為「地上最強」,荷蘭球王告魯夫卻拒絕參賽,官方原因是抗議阿根廷軍政府,其實是家人收到綁架恐嚇。阿根廷則不斷利用主辦國身份偏袒己隊,再通過充滿疑惑的6:0大勝秘魯,以得失球壓倒巴西晉身決賽,一切都有點勝之不武。但對阿根廷人而言,這卻是黑暗時代的曙光,反映阿根廷人越打壓、越堅強。

至於1986年馬勒當拿奪冠那次,技術上實至名歸,以「上帝之手」淘汰福克蘭戰爭的對手英格蘭,更大快阿根廷人心:不少阿根廷人至今堅持福克蘭群島是阿根廷「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領土」。至於其他球迷怎樣看,自然與他們無關。而馬勒當拿得以神格化,和軍政府時代用公帑神化足球英雄,也不無關係。

美斯領導的阿根廷,回國要面對的是風雨飄搖的經濟、不斷借貸的危機、披索的持續貶值,阿根廷國家隊要為經濟危機沖喜,依然成了上上下下的期望。

▶️ 延伸視頻:《腳下魔法・叛逆拉美》作者李文雋:美斯最後一屆世界盃:就算奪冠,也不能成為馬勒當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4q4pj2LL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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