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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歐洲港口相比,亞洲水域和亞洲港口體系幾乎完全不同,至少在歐洲殖民者到來前是這樣。例如南海雖然海上交通量巨大,爭奪資源和海上控制權的競爭激烈,但與地中海幾乎沒有相似之處。歐洲水域的兩個特點,即(政治)力量的平衡,和對國際法成為慣例的尊重,都是亞洲水域所缺乏的。但香港昔日所屬的中華海洋系統,卻偏偏處於後者,要調和東西,自然費煞苦心。

由於歐亞大陸幅員遼闊,「亞洲水域」的定義,一直是備受爭議的概念。從地理上說,「亞洲」水域應該是從鄂霍次克海到阿拉伯海,但就地緣政治而言,正如濱下武志指出,亞洲海洋通常被稱為「歐亞大陸的東海岸」。根據這定義,亞洲海域涵蓋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黃海、東海和南海,然後分為兩個支流:東側從蘇祿海延伸至西里伯斯、阿拉弗拉、珊瑚海,直至塔斯曼結束;在西部,海洋鏈通過爪哇海、馬六甲海峽,連接孟加拉灣和印度洋。然而亞洲港口體系只覆蓋東亞和東南亞的港口,而沒有延伸到在地緣政治和海洋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海域:南亞(印度洋)和中東(阿拉伯海)。[1] 

亞洲海域的上述分隔可能是隨意的,卻造成深遠的政治影響。根據這種對亞洲水域的定義,亞洲港口體系本質上是以中華文明為中心,在歐洲海軍到來之前,中華帝國已經從軍用及民事層面主導了海上系統,但卻是根據中華方式主導,而沒有構成足以形成條文的章法。[2] 

結果,亞洲海事體系與歐洲海事體系之間存在了兩個關鍵差異:過去亞洲海域的政治力量之間缺乏平衡,和當今區內各國普遍缺乏對國際法的共識,都令這一帶的港口受到更多力量拉扯。與由兩極政治力量平衡和多極(國際海洋法)元素構成的歐洲海事體系相比,亞洲海域是由中華帝國主導的單極體系,隨著歐洲海軍的到來、和該地區的分散殖民化,才慢慢成為多極。但與歐洲海域不同的是,亞洲沿海國家沒有陷入持久的兩極國際體系,也無意、或無力制衡「中華帝國」。更準確地說,沿海王國以往是追隨中華帝國的,並在海上朝貢體系下形成獨立的海上商業區,既不完全是中華帝國的附庸,卻也沒有意欲或力量取而代之。

在歐洲,由於單一歐洲市場和歐盟的建立,歐洲海事體系及其治理逐漸變得更加統一;但亞洲海事體系並非由崛起的中國主導,參考現實主義框架,只是在中國霸權下,一個由不同持份者爭奪部分制海權的「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例如中國與日本爭奪東海主權,日本與俄羅斯爭奪鄂霍次克海主權,中國與東盟國家爭奪南海主權等。[3] 在中國所謂「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海軍實力的崛起和對鄰國的經濟影響,成為美歐憂慮的趨勢,也進一步加強了對包括香港在內的區域港口的競爭。除了在亞洲海域的分散競爭之外,亞洲海事體系的雙極、多極根據也日益加劇,例如印日關於建設亞非增長走廊(AAGC)的提議,或美國最近提出的藍點網絡(BDN)等,都是與「一帶一路」打對台。假如香港並非2020年後的中國中央政府「全面管治」模樣,在這些各方國際港口合縱連橫「倡議」當中,本可待價而沽。

[1] Hamashita 2003: 17-18.

[2] Arrighi、Hamashita 2003: 17-18、Selden 2003:8.

[3] Hamashita 2003:19、Germond 2015.

▶️ 延伸視頻:海外信託銀行創辦人曹耀後人曹家道:海外信託銀行緣起:華僑領袖陳嘉庚、台灣行政院長俞鴻鈞、英國駐華外交官麥理浩、大陸福建幫的大結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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