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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數碼科技為外交與地緣政治帶來大量潛力與衝擊,於香港這類國際港口來說,虛擬時代的到來,自然更是劃時代的改變。

因為歷史原因,港口往往是經濟較為繁盛、國際化之地,但它們在政治外交上,無論是出於自願性質、還是非自發性質,一般依附在一個或多個主權國家的互動身上。外交門檻的降低,和虛擬世界的出現,使得港口人能夠利用互聯網的虛擬渠道進行「外交」;無論是推動一些較為普世的議題,例如同志平權,或者是一些雙邊合作,民間人士都有了一定空間發揮,特別是在民主社會。加上網絡空間的一大特性是民眾的情感主導,使「想像的共同體」的形成更為容易,在滾雪球效應下,「共同體」即使未能完全取代主權國家,但對單一議題的影響力,已經不容忽視。換句話說,海外香港人這個「想像的共同體」,在某些議題的影響力,比起「地理香港」這個政權,已經不徨多樣,甚至猶有過之。

互聯網的開放性大大降低了非官方人員參與國際遊說、連結等政治外交活動的門檻,從此進行這些活動的場所,不再是閉門的會議室,方式也不再是高峰會、外長跨國訪問,對象更不再是政府官員、外交官、領事等人士。如果外交是指在文化、經濟、貿易、軍事等議題上進行國際協商,那只要有一定的影響力,在互聯網,誰也可以進行「外交」,是否需要一個地理港口去進行貿易、交流,在新時代,已經不是必然。從這方面看,海外香港人的共同體,已經得到出席美國主辦的民主峰會的資格,影響力比起「中國香港」政權,同樣不容低估。

誠言,雖然公眾透過互聯網的參與被喻為外交的新維度,網絡群體對特定議題有一定話語權,但以香港的國泰航空為例,只要依然屬於實體經濟方式生存,無論是在數碼時代來臨前或後,企業仍然受制於中國香港的地緣政治局勢,只能嘗試不斷透過轉換自身的「企業國藉」,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生存。虛擬時代的港口外交的另一不變項,自然是港口仍在傳統地緣政治有一定作用,特別是在經濟貿易方面,這也是地理香港的最後「老本」。只是這些優勢鄰近地區甚多,廣州百多年前就是比香港「港闊水深」的良港,假如單靠傳統地緣政治,香港的角色,恐怕早晚會回歸基本步,返回1841年前廣東省南新安縣的狀態,乃至最終和北新安縣、也就是今日的深圳合併。幸好港口人在虛擬時代,擁有前所未有的「外交」空間,去在網絡世界形成共同體,倡議自己在意的議題。

如果地緣政治2.0時代,象徵「地理中國香港」和「香港人共同體」逐漸分道揚鑣,雖然無奈,卻也是廣義層面的兄弟爬山。正如二百年前,沒有人能想像地理香港會出現後來的奇蹟,二百年後的世界,又有誰知道「香港人共同體」不會長存天地?

▶️延伸視頻:海外信託銀行創辦人曹耀後人曹家道:海外信託銀行緣起:華僑領袖陳嘉庚、台灣行政院長俞鴻鈞、英國駐華外交官麥理浩、大陸福建幫的大結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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