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04】平行外交2.0：「融合外交」與「新香港」的缺憾 (Patreon)

在第二章，我們介紹過香港擁有涉外關係權限的國際關係理論基礎，例如「平行外交」、「多孔外交」等，這些理論到了互聯網年代依然實用，而且意涵更進一步。但香港因為主權移交後的特殊政治背景，卻很難與這些理論的「2.0」版本與時並進。

例如剛談及的數碼科技，的而且確可以為國家政府機構提供新的工具，去協助處理國防、外交等國家事務。但數碼科技在公共領域帶來的影響，並不是純粹線性、且單向的；國家機構運用數碼科技進行探查、倡議的同時，公眾亦會以不同方式作出回饋，互聯網某程度上正是一個揉合了公眾與數碼科技的新國際空間。

以外交為例，隨著社交媒體興起，一國外交官、或駐外官員擁有自己的個人社交媒體帳號十分平常，這些外交官能夠透過這個平台，表達自己或代表國家的看法，再加上利用個人魅力，去號召群眾，或倡導某信息，或宣傳某種意式形態。但這些都是非常理想化的想法，而通常現實是不會那麼理想的。在這個過程中，只要外交官在社交媒體上與公眾進行交流，其言論就會被放大檢示：或被批評過於激進、或被批評不適當地示弱、或被自己國民讚好、但引來外國人民不滿，不可測性隨之大增。但要是拋棄這工具，則是削足就履，就算封閉如北韓、講求傳統並殘暴如「伊斯蘭國」，亦不會如此。

在外交層面上，數碼科技不只是一個工具，還為我們帶來了一個新的國際互動空間，這便是學者Hocking所說的「融合外交」（integrative diplomacy）[1]，或是Gregory等學者所形容的外交的「公共維度」（public dimension）[2]。在這層意義上，這個新的外交空間的構成重點，並不是單純取決於裡面個別行為體的動作，而是取決於行為體之間的交流。雖然網上的交流是在虛擬的場所發生，但對於參與者來說，這絕對是一個非常真實的體驗；對於外交政策制定者來說，更加會有非常切實的後果：英國脫歐、特朗普在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歐洲的反移民情緒等，一定程度上，都是這個新外交空間成形、「開放」後的產物。

問題是香港、特別是《港區國安法》通過後的「新香港」，雖然依然被北京期望對國際社會「唱好香港故事」，但已不能發表任何有異於中央政府的網上聲音，就連境內香港人也失去了網上暢所欲言的民間身份。結果，也就失去參與互聯網時代這種「融合外交」或「平行外交2.0」的能力，連帶香港的國際身份，也難免逐步一落千丈。

[1] Brian Hocking, Jan Melissen, Shaun Riordan and Paul Sharp, “Futures for Diplomacy: Integrative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 Report No. 1. The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October 2012, https://www.clingendael.nl/publication/futures-diplomacy- integrative-diplomacy-21st-century (accessed 20 March 2018).

[2] Bruce Gregory, “The Paradox of Public Diplomacy: Its Rise and ‘Demis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February 2014.

▶️ 延伸視頻：譚志強：澳門對葡語國家的白手套功能，還剩下多少？（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4CK6McOi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