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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從英國回到香港之後,已經明顯是一個病人,一個精神病人。但當時社會普遍沒有太多對精神健康的科普知識,儘管外公、外婆他們生長在知識份子家庭,但要接受獨生子是一個病人,始終難以面對現實。

於是,就不斷在逃避。

與此同時,一般親友本來都不太清楚舅父為甚麼要回到香港,這本來就是很有朋輩壓力的一件事,更何況是在香港那個相對封閉、圍爐取暖的左派圈子。舅父昔日的同學,依然期望他學成歸來後,會好像他們另一位同學張南峰那樣,成為一個教授;畢竟他雖然死讀書,但並非不能讀書。外婆又繼續四出說「兒子好叻」,現實卻是他在英國留學失敗,再惡化了本來的精神問題,回到香港那個環境,就更不自在。

這時候,他迎接來人生最後一份工作

《大公報》費彝民社長對作為老臣子的外公有情有義,知道舅父回來,就介紹他到一間關連的中國大陸外貿公司當會計;而舅父到英國前,本來也做過這類工作,而且也沒有出問題,當時大概所有人都認為,起碼他不會不能勝任。然而社長作為大老闆有情有義,不代表他的其他下屬要肩負同樣的「情義」,相信那時已經有一些閒言閒語,他交帶聘請舅父那間公司的主管又刻意刁難,要他一上班就完成一些入門職責之外的財務工作。這又加劇了他的病情,很快他就躲在家中,不願上班,也不願意面對那個圈子的人。然後三姑六婆自然出現了:「我們有出足糧給他的啊,怎麼就不上班呢?真是奇怪。」

任何圈子,無論左派、右派、自由派、本土派,只要生活得太密切,就會沒有私隱,而且是非不絕。近年好些離開香港的青年,在英國、台灣群聚,特別是合租那些,不時就傳出是非,就是同類例子。當時外公住在灣仔南洋大廈這個左派家庭大本營,一舉一動,好聽點是都會互相關心,難聽點就是互相監視。

舅父在家中的怪行越來越多,鄰居不可能不知道。例如他會用雙頭筆在大廈外牆上曾灶財式寫字,又會將家中雜物從窗口扔下街。這對好面子的知識份子家庭,自然非常尷尬。然後,這些鄰居又會將所見所聞加油添醬的傳開去,由於他們在同一個圈子工作、住宿、生活,避無可避。就算本來只是輕微抑鬱、精神病,在這樣的環境下,病情急速惡化,很快到了無以挽救的地步。

劇情發展到這裏,舅父唯一的姊姊,也就是我母親,要結婚了。

▶️ 延伸視頻:懷念杜漸先生:不要讓香港文壇前輩文革期間被輪姦、雞姦的恐怖經歷重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0gDUl9cJ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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