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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前輩病逝後,他在香港的故居退租,本來他的專頁公佈舉行一個「open day」讓讀者買下藏書,後來再宣佈活動取消。期間涉及的一些爭議與是非,這裏自然絕對無意談論半句。但這不期然令我想起很多前輩、朋友面對的難題:如何處理自己的藏書和藏品?

書這種收藏品在這個時代、特別在香港,從來都是雞肋。由於放書的地價太貴,除非是本人,否則任何整理藏書的親友,通常都不能理解其價值。但對行內人而言,任何舊書幾乎都是無價的,那些有簽名的更是珍貴,而且不少藏品必須整個系列的收藏,才能「說好故事」。但能夠妥善長期保留的空間,又有多少?

不少大學教授都收藏了很多自己研究範疇有關的書籍,而大學教授的個人辦公室普遍有一個大書櫃,通常藏書就放那裏。他們又往往住在面積很大的大學宿舍,另一批藏書大概在那裏又有一批。有時候,一些有行政職務的大學教授會主管一些研究中心之類,那裏又收留了一堆。到了自己退休,問題就來了:幾乎不可能找到同等面積的退休住宅,更不用說辦公室,於是絕大多數藏書,都會丟棄,頂多之前宣佈讓同事、學生隨便選擇,剩下的就送去圖書館、舊書局或堆填區。

這樣的故事,見得太多,每一次都感到很心痛。

說來,我家中有不少藏書,都曾經是其他教授的collection。其中一位是劉兆佳教授:不是因為我和他特別熟,而是我在中文大學的第一份工作,在他曾經當副所長的亞太研究所。他離開中大、進入政府之後,就把大量藏書捐到那裏的檔案室,然後檔案室又要關閉,當時所長就說誰愛那裏的舊書,隨便拿。對一般人而言,那都是沒有價值的東西,但我實在找到很多寶物:無論大家怎樣評價他的政見,劉教授的藏書非常齊全、確是知識的寶庫,我專門寫過信去多謝他的間接餽贈。

另外有一些,來自張炳良教授。他本來是教育學院校長,然後加入政府當局長,於是又是有一大批騰空自大學校長宿舍的藏書要清理掉。當時他的書放在學校幾個大倉庫,然後擇日開放,讓有緣人拿取。

在九十年代,學界的相關研究以「劉(兆佳)關(信基)張(炳良)」齊名,三位和我都有頗多淵源,其實根據外國慣例,把他們的藏書共同開闢一個地方展出,會有相當價值。只是在香港寸金尺土,私人圖書館的概念又始終不盛行,不少寶貴的歷史,就這樣慢慢淹沒。就像看見李怡前輩的藏書,要是能夠保留下來,多好。

▶️ 延伸視頻:悼念李怡前輩:感謝《失敗者回憶錄》給我的人生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6Xmcg2f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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