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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中國政府最令人費解的一個行為,就是明明知道香港與腹地的關係,必須建基於一個有效的防火牆,才能相得益彰,這才會對廣東省沿海地區的發展最有利。不只是港英政府、廣東軍閥、國民政府,就連日治香港也懂得將香港佔領地剝離於汪政權與日本其他佔領區,賦予香港不同與所有腹地的獨特身份,即使當時管理廣東的汪政權是「自己人」,也要維持雙方的制度差異,這才是粵港澳能夠有機整合的唯一出路但1997年後的中國大陸政權,卻是以香港徹底融入「一國」框架為明確目標,而又期望香港扮演昔日的功能,這明顯是邏輯上不可能成立的。事實上,在過去一百多年,香港和八大腹地的關係,從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動非常密切,無論將之稱為「9+2泛珠三角整合」也好、「粵港澳大灣區」也好,都不是新概念。但假如將香港和腹地等同,其實從此香港就再也沒有腹地了,整合反而變得毫無價值,那對誰有好處?

所以我們唯有理解中共政權的腹地觀,和主流理解頗有不同,其中一個重點是昔日英國、日本、美國等借重香港的地緣政治戰略位置,都以香港的水域具有開放性為前提,但中國此刻卻是希望逐步將香港海域封鎖。不少中國大陸學者認為,中國的東海艦隊及南海艦隊必須頻繁進出香港,以配合西沙永興島、南沙南薰島等的部署,加強中國對南海石油資源的控制。[1] 2013年起,中國在南沙群島的島礁進行填海造島,建造包括機場、機庫、雷達站、防空飛彈、反艦飛彈、港口、兵舍、地下油料、水源儲存設施等軍用設施,至2016年更完成大型港口、通訊、偵察及後勤支援系統、飛機跑道等建設。這些據點希望讓中國突破美國「第一島鏈」之圍堵,改變南海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並對台灣海峽構成威脅,讓中國軍艦可以經東沙群島,威脅台灣在南海的航運,再繞過台灣封鎖東部航路,甚或進攻澎湖。[2] 由於中國不歡迎任何其他國家使用香港的戰略地位之意,越來越清晰化,香港的腹地對其他國家的開放程度,同樣大大減低。

2017年,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當時香港還未有《港區國安法》,依然有一定討價還價空間,而港方提出的建議,大多不會完全抹殺整合期間的防火牆功能。[4] 但關乎中國官方智囊們的建議,卻大多以抹殺防火牆為終極目標,例如鄭永年的「環珠江口灣區」政策報告,提及廣東製造業和香港服務業的合作互補,並推動社會福利、就業、住屋等各方面的互動整合;[5] 樊綱在「以『雙轉型』引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報告,則提到兩地金融與科技的結合;[6] 劉雲剛、侯璐璐、許志樺在「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區域協調:現狀、問題與展望」,則倡議推動「粵港澳跨境三小時生活圈」,[7] 終極目的是所謂「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8] 

雖然中國官方也明白香港的自由港、單獨關稅區等地位,才是香港在整個區域整合的最大憑藉,例如廣東省地方誌辦黨組書記、主任陳華康主編的《粵港澳大灣區概覽2018》,便以「一帶一路門戶」、「國際創科中心」為香港定位,希望利用香港在證券交易、運輸物流、金融科技、國際資產管理等方面的原有優勢,引領外商進入中國市場的同時(即所謂「走入去」),協助中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即所謂「走出去」)。[9] 問題是香港要有效扮演這些官方角色的前提,卻要是自身的獨特性、還有獨立性必須維持下去,就像陳濟棠主政的廣東受惠於金文泰管治的香港,否則整個香港和腹地的關係,就面臨全盤瓦解,或起碼是結構性的大顛覆。

不幸地,這正是此刻的大趨勢。

本章小結

在本章節中,我們從理論及實證兩方面,回顧了香港作為港口擁有廣泛的腹地,起著連接中國、東南亞、東北亞,乃至全世界的重要作用。理論層面上,濱下武志以英國殖民經濟和亞洲固有貿易網絡作為切入框架,審視了香港在區域經濟中的功能性,以及華僑商人在跨國網絡中扮演的角色;同時,我們亦以施堅雅的市集理論,解讀香港與中國大陸腹地的傳統經濟網絡結構。畢竟從開埠早期起,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就使其在貿易和軍事兩方面,均有著戰略性的價值。基於不同的時代背景,香港對於各國的經貿或軍事戰略意義均有所差異,在變更的時代當中,我們同樣可以留意到香港的角色與功能在不斷切換,從而迎合外部環境,英國、日本、美國、中國,對香港和腹地的聯繫都有不同部署。然而隨著中國大陸政權在主權移交後,對香港管治哲學的轉變,昔日香港與腹地之間的重要防火牆正急速消逝,無論對香港、還是對腹地,這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1]  劉承宗。2016。中共駐軍香港的影響。《問題與研究》,Vol. 36, Issue 8, p43-54。

[2] 謝志淵。2020。美國南海「航行自由」與中共島礁軍事化爭端之研究。《國防雜誌》,Vol. 35 Issue 2, p23-52。劉承宗。2016。中共駐軍香港的影響。《問題與研究》,Vol. 36 Issue 8, p43-54。

[4] 陳德昇。2020。跨界治理策略、機遇與挑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案例。《中國大陸研究》,Vol. 63 Issue 3, p47-82.。

[5] 鄭永年,2017a,〈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世界性的開放平臺〉,http://www.nfcmag.com/ article/7160.html。鄭永年,2017b,〈港服務業成熟在大灣區擔當重要角色〉,《思考HK》,http://www. thinkhk.com/article/2017-04/29/21201.html.

[6] 樊綱,2018年,〈以『雙轉型』引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方舟編著,《粵港澳大灣 區:合作策略與香港未來》:25-40,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7] 劉雲剛、侯璐璐、許志樺,2018,〈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區域協調:現狀、問題與展 望〉,《城市觀察》,2018 (1):7-25。

[8] 陳德昇。2020。跨界治理策略、機遇與挑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案例。《中國大陸研究》,Vol. 63 Issue 3, p47-82.。

[9] 陳華康主編。2020。粵港澳大灣區概覽2018。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延伸視頻:傳統左派元老後人吳力波:「新香港」不是「二次文革」,而是「二次殖民」(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9WDntLV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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