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343】舅父文革後遺症：篤灰・整人・鬼信 (Patreon)

舅父離開了文革中的中國大陸，回到香港、回到現實世界，首先就要面對社會，要麼重新恢復正常學業，要麼找工作，這方面的適應先不說。最恐怖的，卻是從文革環境中近墨者黑，完全將那一套批鬥父母、揭發師長、整人為樂的作風，承繼了過來，成為家庭的噩夢。

假如只是家中的惡作劇，在正常社會，自然無傷大雅。但他回到香港後，已經是一個成年人，家中再做一些欺負婆婆、母親和姊姊的行為，就不會被任何社會視為「正常」。假如只是家中的行為，以外公、外婆對兒子的溺愛，還是會「家醜不外傳」，但他習慣了文革「文攻武鬥」那一套，卻又性格孤僻、文革期間在大陸又不能合群，兩個特徵加在一起，行為就越發奇怪起來，對家庭帶來大量滋擾。

他能夠儘早回到香港，勝過大量同期到大陸讀書的左派子弟，自然是有足夠的人情牌，除了外公本人，《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為他親自干涉，也是一大原因。無論其他人怎樣評價這位社長，在家庭事上，他理應是舅父的恩人。想不到舅父回香港後，卻直接給這位社長、外公上司、其實也是周恩來在香港的最高代理人寫信「反映問題」，據說內容都是圍繞其他同期學生、家長，還有自家家庭，真實內容我自然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令愛面子的外公、外婆非常尷尬。

更尷尬的還是他居然承襲了紅衛兵作風，四處寫告密信，包括直接寫給新華社社長梁威林。這已經超越了外公他們能夠接受的底線，而且也擔心這樣下去會出大亂子，家人的精神狀態，同樣備受困擾。

不過最荒謬的還是和我母親有關。舅父回到香港後，怪行越來越多，性格越來越孤僻，母親則開始正常工作，而且學業有成，兩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後來母親認識了父親，如之前分享過，那是來自兩種家庭、兩種對立的政治立場、兩種文化的婚姻，要開花結果，本來就得排除萬難。到了他們訂婚之時，舅父居然寫了一封長信給我父親，「揭發」他姊姊如何如何，目的就是要親手破壞這段婚姻。而這樣做，用任何理性角度，對他都沒有任何好處；至於用abnormal psychology角度，自然會有無數解讀。

這事父親並沒有和母親分享，直到很多年後，才輕輕帶過。

關於這類故事，我能夠知道的只是一鱗半爪，可以想像的是，知情人都不願意多談。不過母親一位世交同事、在左派文壇現在有大姐級地位的auntie，曾經這樣語重心長的告訴我：那些經歷過文革的左派子女，回到香港後，很多都和家人關係很差，因為習慣了瓦解家庭、批鬥一切、不敬父母那一套，令很多父母都深深後悔送子女到大陸讀書，結果千方百計的要補救，既是希望挽救父子、母子關係，也是希望所有人都得到救贖。她這樣說的時候是很真心的，但與此同時，其實那時候，要在那類機構上位，不對「組織」交心、不做同類行為，恐怕同樣不可能。很多時候，只能拒絕思考，頂過去。

為甚麼《港區國安法》令人深惡痛絕，正是這個政權要將共產政權最劣質的這一套、連當年左派圈子也吃不消的這一套，重新發揚光大，而且還要可比文革時的堂而皇之。滿街「鼓勵」人告密、舉報、換取「獎賞」，連市長也親自號召老師出賣學生、父母告發子女、社工揭發clients、家長篤灰老師。最可悲的是號召這一套的人，反而自身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以為一切逢迎上意，自己就能逃過一劫。反而是來自左派圈子的過來人，看見這一套會立刻不寒而慄，率先逃走，因為後續發展，已然刻在歷史上。

▶️ 延伸視頻：劉夢熊：劃清界線、大批鬥、鬥爭為綱：「新香港文革」逆歷史而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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