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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離開了文革中的中國大陸,回到香港、回到現實世界,首先就要面對社會,要麼重新恢復正常學業,要麼找工作,這方面的適應先不說。最恐怖的,卻是從文革環境中近墨者黑,完全將那一套批鬥父母、揭發師長、整人為樂的作風,承繼了過來,成為家庭的噩夢

假如只是家中的惡作劇,在正常社會,自然無傷大雅。但他回到香港後,已經是一個成年人,家中再做一些欺負婆婆、母親和姊姊的行為,就不會被任何社會視為「正常」。假如只是家中的行為,以外公、外婆對兒子的溺愛,還是會「家醜不外傳」,但他習慣了文革「文攻武鬥」那一套,卻又性格孤僻、文革期間在大陸又不能合群,兩個特徵加在一起,行為就越發奇怪起來,對家庭帶來大量滋擾。

他能夠儘早回到香港,勝過大量同期到大陸讀書的左派子弟,自然是有足夠的人情牌,除了外公本人,《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為他親自干涉,也是一大原因。無論其他人怎樣評價這位社長,在家庭事上,他理應是舅父的恩人。想不到舅父回香港後,卻直接給這位社長、外公上司、其實也是周恩來在香港的最高代理人寫信「反映問題」,據說內容都是圍繞其他同期學生、家長,還有自家家庭,真實內容我自然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令愛面子的外公、外婆非常尷尬。

更尷尬的還是他居然承襲了紅衛兵作風,四處寫告密信,包括直接寫給新華社社長梁威林。這已經超越了外公他們能夠接受的底線,而且也擔心這樣下去會出大亂子,家人的精神狀態,同樣備受困擾。

不過最荒謬的還是和我母親有關。舅父回到香港後,怪行越來越多,性格越來越孤僻,母親則開始正常工作,而且學業有成,兩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後來母親認識了父親,如之前分享過,那是來自兩種家庭、兩種對立的政治立場、兩種文化的婚姻,要開花結果,本來就得排除萬難。到了他們訂婚之時,舅父居然寫了一封長信給我父親,「揭發」他姊姊如何如何,目的就是要親手破壞這段婚姻。而這樣做,用任何理性角度,對他都沒有任何好處;至於用abnormal psychology角度,自然會有無數解讀。

這事父親並沒有和母親分享,直到很多年後,才輕輕帶過。

關於這類故事,我能夠知道的只是一鱗半爪,可以想像的是,知情人都不願意多談。不過母親一位世交同事、在左派文壇現在有大姐級地位的auntie,曾經這樣語重心長的告訴我:那些經歷過文革的左派子女,回到香港後,很多都和家人關係很差,因為習慣了瓦解家庭、批鬥一切、不敬父母那一套,令很多父母都深深後悔送子女到大陸讀書,結果千方百計的要補救,既是希望挽救父子、母子關係,也是希望所有人都得到救贖。她這樣說的時候是很真心的,但與此同時,其實那時候,要在那類機構上位,不對「組織」交心、不做同類行為,恐怕同樣不可能。很多時候,只能拒絕思考,頂過去。

為甚麼《港區國安法》令人深惡痛絕,正是這個政權要將共產政權最劣質的這一套、連當年左派圈子也吃不消的這一套,重新發揚光大,而且還要可比文革時的堂而皇之。滿街「鼓勵」人告密、舉報、換取「獎賞」,連市長也親自號召老師出賣學生、父母告發子女、社工揭發clients、家長篤灰老師。最可悲的是號召這一套的人,反而自身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以為一切逢迎上意,自己就能逃過一劫。反而是來自左派圈子的過來人,看見這一套會立刻不寒而慄,率先逃走,因為後續發展,已然刻在歷史上。

▶️ 延伸視頻:劉夢熊:劃清界線、大批鬥、鬥爭為綱:「新香港文革」逆歷史而行(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9q29E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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