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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腹地的重要性,曾經以香港為連接國際窗口之一的日本,本身就是香港廣義的腹地之一,自然知之甚詳,這也是濱下武志以日本人視角研究香港成為一家之言的起點。觀察日本怎樣研究香港腹地,也可以填補英國人視野的不足。

早在19世紀末,甚至在大政奉還之前,香港經已被日本視為南向發展的重要港口。明治維新後,日本的航運公司大阪商船會社曾經做過調查,發現若然要建立至前往爪哇的航線,可以有三種選擇:經香港連接本土與爪哇、經香港連接南中國沿岸及越南至爪哇,以及經香港、新加坡連接荷屬東印度群島沿岸港口,而三者均必須連接香港,因為它們都是香港的腹地。[1] 當時香港是東南亞航運網絡的重要據點,客運方面,每年有近二十萬中國移民經香港、廈門等地前往東南亞,貨運則包括西貢米、爪哇的糖、以及日本的火柴等,香港的華商會把日本的火柴轉口售至南洋。

同時日治台灣的淡水(今台北)、安平(今台南)等地,亦有航線前往香港,再連接南中國。為了參與到南洋貿易中,南洋輪船會社嘗試開始香港至曼谷的航線,但在與英商的競爭中落敗,最終唯有選擇開設從神戶出發,經香港前往仰光的航線。隨著日俄戰爭的勝利,日本得以恢復關稅自主,航運需求進一步增加,日本連接東南亞的航線,乃至連接美國的跨太平洋航線陸續開通,但香港依然居於樞紐地位。

1941年,日本進佔法屬印度支那半島,美國宣佈對日本實施禁運,日本因此確定實施南進計劃。襲擊珍珠港的同時,日軍全面入侵東南亞,英屬香港亦被包含在是次南進行動當中。不過根據日本學者小林英夫的研究,當時大日本帝國的南進政策,主要是為了保障原材料資源供應,而香港作為貿易城市,在「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中,卻並沒有具體的貿易發展計劃,故此日佔香港的定位,主要體現在對重慶戰略層面,因為抗戰期間的蔣介石重慶政府、汪精衛南京政府,都是香港的腹地。[2] 在二戰前期,香港是重慶的重要補給基地,重要性在日軍佔領上海後變得更加顯著。據估算,在二戰初期,中國大陸的七成戰略物資均透過香港進口,當中包括軍火、煤油、西藥、乃至麵粉雜糧等生活必需品。[3] 同時香港作為蔣介石聯繫歐美同盟國的窗口,有不少國民黨要員均身處香港當寓公,這使得日本認為對香港進攻成了必要。[4]

日軍佔領中國大陸期間,對外資銀行實行集體清算,對原有金融體系造成大規模打擊,因此只能透過日治台灣的銀行,在各地開始分行,協助交易結算。[5] 然而在日本佔領下,香港仍然得以作為日本本土、華中華南佔領區,以及澳門等地的貿易結算中心。台灣銀行的香港分店與廣東、汕頭、廈門、海南島等地簽署了貿易協定,當中以作為香港腹地的廣東最為重要。1942年頒布的貿易取締令列明,只有作為香港貿易組合員的日本企業,能夠參與跨地區貿易,其後更限制香港對華南以外地區的出口。儘管如此,香港戰時仍然保留相當程度的進出口貿易,出口貨物主要包括中藥、汽車零件、棉布、手織物等,進口則以食物和日用品為主。[6] 戰爭後期,日本嘗試禁止中國佔領區的資金撤回日本本土,香港及海南島卻被利用躲過相關規定,不少日本人先將資金匯至香港,再迂迴地流入本土,這反映了當時香港金融網絡的「白手套」特殊面向,和英國、中國賦予香港的角色大同小異。

最值得注意的是,當日本席捲整個華南,這片香港本來的腹地一時間失去了原有經濟定位,香港湧入了數十萬來自中國各地的難民。為了解決人口暴增的問題,同時也是確保香港的腹地設計可以延續下去,日本佔領香港後,實施了強制返鄉政策。政策的實施包含三種方式:免費遣返,即提供沿途食宿旅費;強制遣返,只提供基礎餐費和少量零用錢;自費,主要透過華僑同鄉會組織接送。數以十萬計的香港人被日本軍政府趕走「返鄉」,其實就是「腹地返祖運動」,途徑包括陸路從九龍前往深圳,或經海路前往番禺、淡水等地。透過返鄉政策,日軍政府把他們眼中的「下層階級」送返原鄉,或強制徵用至海南島等地,充當勞動力、進行鐵礦開採,卻把工廠管理者、從事造船業或機械維修等擁有技術能力的員工留在香港。[7] 「返鄉運動」自然是對已經安居樂業的香港人的大浩劫,不過當時華南鄉下普遍未太受日軍干預,很多屬於汪精衛政權管轄範圍,反而維持了基本穩定,糧食供應也相對充足,因此也不是所有「返鄉」的香港人都是非自願。香港與腹地的關係,經過日本佔領軍的強制再分流,反而得到進一步強化,這是日本佔領香港短短的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帶來的重要結構性改變。

[1] Kunio, Katayama. “The Expansion of Japanese Shipping into Southeast Asia before World War I: The Case of O.S.K.” The Great Circle, vol. 8, no. 1, 1986, pp. 13–26. JSTOR, www.jstor.org/stable/41562713.

[2] 小林英夫。1996。「日本軍の香港占領」。《日本軍政下の香港》。東京:社会評論社。頁21-46。

[3]  陳洋。2016。香港一抗日战略物资的转运港口。日本侵华史研究 /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1(1):110-124。

[4] 小林英夫。1996。「日本軍の香港占領」。《日本軍政下の香港》。東京:社会評論社。頁21-46。

[5] 柴田善雅。1996。「香港軍票と通貨金融政策」。《日本軍政下の香港》。東京:社会評論社。頁157-222。

[6] 柴田善雅。1996。「軍政下の香港企業支配と貿易」。《日本軍政下の香港》。東京:社会評論社。頁223-264。

[7] 小林英夫。1996。「人口疎散政策と軍票政策」。《日本軍政下の香港》。東京:社会評論社。頁85-104。

▶️ 延伸視頻:日本文化協會榮休副校長侯清儀:香港如何將「亞洲鑄幣中心」地位拱手讓予日本(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lnCQsypJ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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