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90】香港、新加坡的金銀本位制，如何協助大英帝國固化亞洲腹地 (Patreon)

由於香港作為自由港和中轉港的特性，可以將中國大陸不同「市集區」連結到海外，而濱下武志透過與中國經濟史關聯的角度探討香港的國際經濟史，正是將大英帝國經濟研究的框架，通過香港切入亞洲視角探討。關於大英帝國經濟與東亞、東南亞的關係，濱下武志認為把握作為中心的英國，和作為外圍的殖民地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很重要的，香港、新加坡等關鍵殖民地在當中扮演了聯繫腹地的關鍵角色，從而提出了三點論述：

首先，以大英帝國作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體制，通過逐步擴張，把其他地區納入其商品資本市場，這裏包括了香港等殖民地，與及香港這英國殖民地連結的八大腹地，從而建立了一個全球性市場。第二，英國以外的歐美列強也會透過把亞洲變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擴大自身的勢力範圍，並與英國勢力有機互動。其三則是亞洲社會論的研究，不限於殖民地的經濟，同時需要認識亞洲社會的固有特質，去理解西方殖民帝國在亞洲的經濟角色。[1]

濱下武志認為，歐洲勢力並沒有在亞洲製造新的貿易網絡，而是參加了亞洲傳統已經存在的交易、移民、匯款網絡，使得其自身勢力得到擴大。[2] 他亦強調應該從亞洲內部歷史架構討論亞洲近代發展，其中來自南方的地區關係網絡和歷史，是洞察亞洲變化的重大線索，因為香港以及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正在建立互相聯繫的網絡。透過研究貿易及金融媒介的中轉地，即新加坡和香港的歷史，就可以分析印度--中國經濟圈對歐美及亞洲各國的影響。[3] 

濱下提出香港在歷史上，始終被作為中國華南經濟的一部分，同時扮演著英國遠東政治的經濟據點，此外亦不能忽視香港連接東南亞和日本的作用。由於香港自身經濟結構的組成，不但是工業中心，並同時具備農業、漁業等面向，這樣的經濟結構，與前章談論過的香港拓地歷史息息相關。於是香港經濟就出現了以下五點連結腹地的功能：(1) 作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轉站，進口外國制品並出口中國製品；(2) 作為中國沿岸轉口基地，進行中國不同地域間進出口中轉，並連接華南及東南亞，構成華僑經濟圈；(3) 進行東南亞及東亞的轉口貿易；(4) 從事本地相關產業的貿易，包括原材料進出口及製成品出口；(5)作為區域金融中心。[4]

例如1902年，香港商會的紀錄同樣強調了香港對鄰近腹地的中轉性質，除了指出香港作為中國進行對外貿易的媒介，同時也補充了貨幣相關資訊，這可謂貨幣戰爭的雛型，很值得今天詳細導讀。[5] 當時世界上90%的本位貨幣是黃金，中國則是白銀，而香港兩者皆接受，令金銀的交易增加了香港資金吸引力和流動力。這種情形至20世紀初才有所改變：透過與英屬新加坡的聯繫，香港和新加坡分別確立了銀本位、金本位制，至1935年中國取消銀本位為止，期間兩地分別承擔了亞洲地區經濟的接續和轉換作用。香港和新加坡作為大英帝國的貿易中轉站，各自均有廣大腹地，分別為中國華南經濟窗口、及馬來半島經濟中心。且兩地均是華僑或印僑聚居地，商人更能夠形成由下而上的網絡，加上同為英國殖民下的自由港，這些都是構成其金融中心地位的關鍵因素，結果，香港和新加坡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在通過金融體系鞏固腹地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6]

[1] 濱下武志。1999。《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朱蔭貴、歐陽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215-216。

[2] 濱下武志。1997。《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馬宋芝譯。臺北：牛頓。頁14-16。

[3] 濱下武志。1999。《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朱蔭貴、歐陽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220。

[4] 濱下武志。2006。《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高淑娟、孫彬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257。

[5] 濱下武志。1999。《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朱蔭貴、歐陽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253-255。

[6]  濱下武志。2006。《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高淑娟、孫彬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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