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334】大陸讀書前，香島中學就讀的舅父 (Patreon)

舅父離開香港到中國大陸讀書之時，大概是他初中的1964年左右，這段對他家人而言迷一般的日子，通過認識到幾位他當時的同學，開始想偵探小說般重現真相。未分享那段歲月前，還是先補充一筆：據他的同學回憶，舅父到大陸後很掛念香港，經常提到他在香港的中學同學。

他在香港就讀傳統左派學校香島中學。我曾經問母親為甚麼外婆送她到教會學校、遠離那套左派教育，舅父卻要進入香島，她每次都是笑說「我讀書叻」輕輕帶過。其實，那時候她要進入教會學校很不容易，而外婆更看重兒子，邏輯上只會更希望他跟隨同一步伐。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同一套「人質」倫理：要是家人沒有在那類學校讀書，就可能「出問題」了。

在港英時代，著名左派學校主要有五間：香島，培僑，福建，漢華，旺角勞工子弟。這也是港英政府比「新香港」政府包容之處：明知道這些是左派學校，天天進行愛國教育、大外宣、大內宣，依然容許它們註冊、辦學，換了是今天，早就封校。左派經常投訴被「打壓」，但這幾間學校培訓出來的香港各界名人極多，不少都遠離左派陣營，這也可見港英政府的上向流動是大體公平的，起碼遠比現在合理。

坦白說，其實我父母提起這些學校，通常語氣都有點看不起，因為他們能讀書，就算不談政治立場，也知道那些不是最優秀的學校。不過我認識好些從這幾間學校出來的前輩，其實也和一般學校沒有太大差異，除了幾點，例如校內真的有中共黨工運作。幾個月前，在英國和一位在香島校友會的前輩碰面，談及一位common friend，我一直只知道他是負責文化統戰，這位前輩卻稱他為「老師」，原來就是因為曾在香島任教，而且不是任教任何科目，而是掛「老師」名義，天天「觀察」。此外，我也認識一些沒有拿到政府牌照、而曾經在這些學校教學的前輩，當時法律似乎相對寬鬆；現在在「新香港」，同樣不可能有這樣的灰色地帶。

我從來不相信洗腦對人才有任何作用，多少因為知道就算是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只要在香港這個自由開放的大熔爐環境，就會有獨立思考，優秀的人才，自然會發揮崇優本性。例如剛病逝的李怡前輩、銅鑼灣書店的林榮基，都是香島畢業，陶傑也曾在培僑讀書。2019年期間，認識好些參與運動的學生都是來自這些學校；一位現於海外讀大學的左派學校畢業生告知，他的六四啟蒙，就是校內某老師帶他去六四晚會開始的。而《港區國安法》通過後第一批被「新香港」解僱的老師之一，就是一位左校的音樂老師，因為應學校要求教《願榮光歸香港》，而被舉報去職。

說回舅父。他的同學回憶，在到了大陸讀書後，他經常談及兩位香島中學的同班同學，後來都成了名人。一位是嚴浩，後來成了《似水流年》、《滾滾紅塵》的名導演，近年專研養生；另一位是鮑起鳴，也就是後來憑《臥虎藏龍》獲得奧斯卡最佳攝影的鮑德熹。嚴家和我家有較多來往，嚴浩的父親嚴慶澍是《新晚報》編輯，最著名的是以筆名「唐人」刊登連載講述蔣介石大陸政權的《金陵春夢》，雖然明顯是中共「大外宣」，但當時在香港非常受跨階層、跨立場人士歡迎，因為內容實在juicy。嚴慶澍後來做過政協委員，葬在八寶山，嚴浩前輩也有來我們的婚禮，至於他的弟妹只是我母親的朋友，我就不認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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