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332】幕府時代的「人質外交」：舅父為何被送到中國大陸讀書？ (Patreon)

舅父在初中時，被外公、外婆送到中國大陸讀書，不久就適逢文化大革命，自然就是意料之外的悲劇命運。但為什麼他要好地地從香港走到中國大陸讀書？

母親的官方版本，強調外婆是擔心舅父在香港太難管教，加上當時在政府工作的舅公被派到廣州，說是可以就近照料，於是就毅然前往。母親一向習慣將所有家庭故事都予以「非政治化處理」，但這個版本的疑問非常多：外婆很痛惜這個小兒子，加上他又體弱多病，不會希望他不在身邊讀書。而且他們本身來自飽讀詩書的大家族，對教育很重視，不可能覺得六十年代的大陸教育比香港的好、左派的教育比港英的好，否則就不會把母親千辛萬苦送到教會學校。

後來認識了一些舅父的同屆同學，再和一些《大公報》知情前輩談過，基本上得出一個結論：那些被派到中國大陸讀書的香港左派子弟，基本上都是作為「人質」看待的。

在六十年代開始，即反右運動之後，香港的左派機構空間逐步收緊，新華社香港分社加強了對左派員工的「思想教育」，包括「鼓勵」他們派子女到中國大陸讀書，以免受港英「帝國主義」教育「污染」。《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的兒子羅海雷在寫兄長的傳奇時，列出了一個表，詳細講述《大公報》、《文匯報》等高層派子女到中國大陸讀書的名單，幾乎人人有份，其中就有我外公派他兒子的記載。

一位後來在《大公報》做到高層的auntie回憶，外公、外婆在《大公報》因為屬於「舊人」關係，一直都得到比較客氣的對待，直到「反右」之後（張季鸞就是反右期間被死後算帳），才開始受到無名壓力。那時候，本來相對開明的南來左翼文人受到更多規範，報館內把子女送到大陸讀書逐漸成為一種壓力，連社長費彝民也「以身作則」，把女兒費斐送回大陸（還要是離開香港的一流名校），人人都不敢逆潮流。假如外公拒絕，被算「家族總帳」，後果就難以預料。

大家都明白，要香港子弟到大陸讀書、還要是一窮二白的大陸，各方面都不會容易適應，畢業後的出路也比香港的左派學校更差。在大陸除了學習「鬥爭」、包括「鬥爭」父母，就一事無成，更不用說有任何國際視野或英語能力（除了極個別例外，例如直接可以到周恩來家學習、走進外交學院的費斐），但又可以怎樣？當時好些在香港讀書讀得很好、發展得很好的左派子弟，就這樣到了大陸蹉跎歲月，例如《大公報》總編輯李俠文的女兒已經是嶄露頭角的鋼琴家，也要回到大陸讀書，失去了不少發展機會。

為甚麼中共要這樣安排，除了是進行「愛國教育」，據舅父一位同學憶述，其實也是要這些香港左派員工有人質留在大陸，才安心讓他們工作。這和中國歷朝歷代、乃至日本德川幕府的禦下手段，一模一樣。在五十年代，《大公報》發生過才子周榆瑞叛變投奔自由案，自然有不少人被問責；而最有效防止這類事情發生，根據中共思維，自然不是自己改變，而是要下一個想投奔自由的左派中人投鼠忌器。又有甚麼比自己的子女在大陸當人質，更能控制鞭長莫及的人？

舅父後來的命運，成為外公、外婆的一大心結，我想當中肯定有後悔、內疚的成份在內。但這種內疚，又不能宣之於口，只能不斷掩飾，盡力彌補，可惜歷史就是不能回頭。除了又是那一句：這是時代的悲劇，又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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