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74】香港共同體之「中華元素」，為何與中國官方愛國主義完全相反？ (Patreon)

杜贊奇的多元身份認同史觀，可以怎樣應用到香港人的國際身份認同？其中一個轉捩點是省港大罷工。

在二十世紀開始，香港出現過多場勞工罷工，在省港大罷工之前，已經有1912-1913年的「拒搭電車運動」一類工業行動。即使港英殖民地政府得到香港華商、僱主的協助，罷工依然沒有如想像中快速結束，這並不一定反映勞工組織（後來不少都有左派背景）的成熟，卻反映了香港勞工階級漸漸成為香港主題成員之一，他們已經不一定要聽從上流社會的指揮。[1] 這種「香港勞工共同體」的形成，與前文談過的各種香港華商存在於同一社會，並行不悖，互為表裏，正正反映了香港身份認同之下不同階級、不同認同的多元性。

就算不少香港人表面上擁抱「大中華情結」，但這其實也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一部份，反而與同樣掛「中國文化」名目的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大相徑庭。1927年，「省港大罷工」剛結束後，深諳漢學的第17任港督金文泰為了抗衡激發省港大罷工、來自中國大陸的「革命民族主義」，請了不少有名望的中國士大夫在香港發揚中華文化、和提倡儒學等傳統禮教，並承諾支持香港大學成立中文系，以與中國大陸出現的「新文化運動」對抗，無形中成功「以華制華」，用古文化之名，構建了一道中港防火牆。這方針在二戰後進一步被港英政府制度化：1952年，港英教育署任命委員會，就香港學校課程內中國歷史、語文和文學提出建議；1953年，該會明確建議香港殖民地的中國教育，應傾重中國文化，以抵消中國、台灣強調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種抽象的中華文化之愛，實和中國官方民族主義所說的中國性質，有完全相異的目標，卻很符合香港殖民地的整體身份認同。

正如杜贊奇所言，與其說「民族」或共同體乃具統一凝聚力、鐵板一塊的集體主體，民族主義或身份認同實則代表了同一社群之下的不同論述之間，如何鬥爭和協商的大平台：「自我不是原初的或單一的建構，而是在許多變化的、常常相互衝突的表述網路中建構的。」[2] 而且，杜贊奇強調「民族」能夠囊括或維繫其他認同的核心，但它只是眾多種認同之一，和其他身份認同可以互變、互換及衝突，當我們接待到香港人的國際身份認同身上，也有一定參考價值：

當我們考慮到民族認同的含混性、變換性與可替代性以及與其他認同的互動時，便不難認識到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援民族國家，就能在多大程度上顛覆民族國家。[3]

因此，杜贊奇強調歷史認同的能動性、多樣性和爭議性的「替代性歷史」，也就提供了後人反抗官方由上而下、一錘定音的民族主義論述、及被其盲目同化之可能，例如同一個「中華」框架，可以有不同演繹，也可以只是表面上相通，其實卻像香港人的「中華」與中國大陸的「中華」其實是屬於兩種內涵大異的身份認同。即使是看似壓倒一切的政治機器，「國家從來就沒能根除存在於新舊共同體中替代性的（alternative）民族建構」[4]，假如連中國政權的「國家」也沒有那能力，我們又怎能期望任何權力機關能演繹劃一的香港身份認同？民族、身份認同的融會，就算能在一時一地獲得成功，但不同的自我意識群體對民族的構想和表達，仍會大異其趣。杜贊奇並非單純歌頌「差異」，而是指出個人和群體並不絕對相同，社會中只要存在能夠反制大一統、一條鞭、千人一面意識形態的批判力量，就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共同體和生命力，例如歷史學家Henry Lethbridge筆下在20世紀初就逐步成形的香港共同體：

香港在1925年已經很成熟發展：不再是由一群貪婪、漂泊、暫時寄跡的烏合之眾組成的大雜燴，而是開始凝聚成共同體，如果把所有種族都包括在內，它更發展成了多元社會；可以説，它的成員在一種契約安排的網絡中團結在一起，某種身份認同於焉形成。[5]

[1]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頁102-103。

[2]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5。

[3]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7。

[4]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7。

[5] Henry J. Lethbridge,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5.

▶️ 延伸視頻：練乙錚新書《驚心集》對談：海外香港人的宿命，正在重蹈海外民運覆轍嗎？（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mU1uyfrj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