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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公報》的南來左翼文人而言,最痛苦的問題,自然是他們的信仰和現實產生嚴重落差之時,究竟如何反應。餓死三千萬人的大躍進被政權演繹為「三年自然災害」,雖然今天看來非常虛假,但當時畢竟資訊不發達,身在香港也有距離感,說被欺騙,也許還勉強可以自欺欺人。但到了文革期間,大武鬥、大批鬥產生的浮屍天天從深圳河湧落香港,只要住在香港就可以親眼目睹,不能抵賴。那時候,就真的出現直接衝擊。怎辦?

外公、外婆如何反應,我不知道。據母親回憶,報館確是有定調,一如既往,說浮屍這類新聞都是「fake news」,都是外國勢力、敵對勢力、國民黨反動勢力造謠,而圖文並茂報導這些新聞的香港媒體,全都是配合上述勢力服務。也許《大公報》最高層會在新華社內部briefing知道真相,但一般編輯都是照單全收,這就是洗腦的恐怖。然而隨著真相越來越明顯,多少也會聽到風聲,上頭也知道掩飾不了,只能開始淡化。母親笑說,大概是認識了父親,才接觸到更多外界的真實。這時候,就開始出現信仰危機。

最典型的反應來自最有能力的一群人,無論是否依然相信共產主義也好,都會盡力將子女送出國。而最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一群人,則情願盲目相信組織,任何悲劇都會說是逼不得已、為了對敵鬥爭的犧牲,應該保持信心之類,以免要回答超出自己智力範圍的疑團。

最痛苦的是兩者之間的一群,既對真相心知肚明,感到難以理解,但同時不過因為個人感情,而留在這樣的機構內。他們會說服自己不過是「打份工」,工作是為了家庭,也是很偉大、或最少understandable,而儘量迴避自己參與製造fake news的機構,是否違背良心這樣的尖銳問題。一時間彷彿很難解釋,但他們會以類似以下方式比較:《蘋果日報》陳健康事件也是假新聞,不少入面的記者也覺得有違專業操守,但還是因為大體認同理念、加上高薪厚職和影響力而留下來,又有甚麼難以理解的?

再從他們的經歷觀察,就不難發現,其實「洗腦」無論是教育、還是輿論,目的原來不一定是要令人相信。類似「憶苦思甜」一類「群眾教育」,更重要的是製造一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讓一群人結成共同經歷和回憶,一旦要離開,就要付出非常龐大的各種資本:社會資本、情感資本、心理資本......,到頭來,很多人就是覺得某程度上的被騙,卻會因為沒有勇氣走出那個其實很不comfortable的comfort zone,而找出這樣那樣不成理由的理由,去說服自己成為「留下來的人」。他們對被視為極左、狂人份子、愚民非常不滿,因為正常談吐中,他們都是學識淵博、溫文爾雅、非常reasonable,並非屈小姐那檔次。但選擇離開,幾乎就等同脫離黑社會那樣,除了要重過新生,還要時刻擔心「舊堂口」的風吹草動,於是為了心安,又往往比真正思考的鐘擺,擺向更極端的另一極...... 到頭來,還是不能逃離共產黨那種時刻鬥爭的思維病毒。

這些過來人的經歷,實在是下一代非常深刻的教訓。

▶️ 延伸視頻:練乙崢:昔日毛左青年與政府顧問:我是如何覺醒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mgOfKUqV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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